雪，终于停了。但严寒并未褪去，反而因为放晴而变得更加干冷刺骨。阳光惨白地照在积雪上，反射出耀眼却毫无暖意的光。王家村像被冻僵在原地的困兽，沉默地喘息着，每一缕炊烟都显得有气无力。
饥饿和寒冷依旧是最紧迫的敌人。但另一种更深的恐惧，如同冰层下的暗流，在村民麻木的眼神下悄然涌动——对彻底湮灭的恐惧。文化的湮灭，记忆的湮灭，身为“夏人”的根脉被彻底斩断的恐惧。
这种恐惧，在一个午后，以一种极其尖锐的方式，刺破了我试图维持的平静。
我去给赵五换药时，发现他正对着墙角一小块较为平整的冻土，用一根削尖的树枝，极其专注地、一笔一划地划着什么。走近一看，竟是几个歪歪扭扭、却依稀可辨的夏文字！那是“报仇”、“雪恨”。
看到我进来，他有些窘迫地想用脚抹掉。
“赵大哥，你识字？”我讶异道。行伍之人，识文断字的并不多。
他摇摇头，脸上那道疤微微抽动：“认得几个……以前营里文书教的……就会写这几个……怕忘了……”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涩然，“不能忘……忘了，就跟那些没魂的畜生……没区别了。”
不能忘。
这三个字，像重锤砸在我心上。舅舅血溅史馆、宁死不屈的身影骤然浮现。史官以颈血守护的，不正是这“不能忘”的真实吗？而千千万万如赵五这样的普通士卒、百姓，他们或许写不出煌煌史册，但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同样的东西——对故国的记忆，对仇恨的铭记，对自身归属的确认。
这，就是文化最原始、最坚韧的根系。
离开瓜棚，这种感受愈发强烈。我看到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蜷缩在背风的墙根下，用冻得通红的手指，在雪地上无意识地划拉着简单的图案，或者模仿着大人劳作的动作。他们的眼神空洞，对未来毫无概念，只是本能地重复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
如果……如果他们连夏人的语言都忘了，如果他们的记忆里只剩下北狄的铁蹄和饥饿的恐惧，如果再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片土地曾经有一个叫“大夏”的国家，有着自己的文字、礼仪、曾经的生活……那么，即使将来有一日北狄被赶走，复国的，还是一个真正的“大夏”吗？
一种前所未有的焦灼感攫住了我。比饥饿更甚，比寒冷更迫人。
光复，不仅仅是夺回土地，更是要找回并延续这即将断裂的文脉！否则，即便成功，也不过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如同野火般在我心中蔓延。
然而，现实却冰冷如铁。在这里，教授夏文夏史？简直是天方夜谭！一旦被发现，不仅是自己，整个村子都会招来灭顶之灾。北狄要的不仅是征服，更是彻底的奴化和遗忘。他们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夏文化传播。
风险太大了。理智告诉我，应该继续蛰伏，等待更好的时机。
但看着孩子们空洞的眼神，看着赵五在冻土上划下的那歪扭的“报仇”，看着村民们日渐麻木的表情，我知道，有些事，不能等。文化的火种，往往是在最黑暗、最看似不可能的地方，由最微弱的火星点燃。
我必须做点什么。即使微不足道，即使危险重重。
机会来得偶然，又似乎是必然。
一天，我去给王老丈送一点新采的、聊胜于无的止咳草根。他咳得愈发厉害，蜷在冰冷的土炕上，气息微弱。他的小孙子，那个叫狗蛋的五六岁男孩，守在爷爷炕边，小脸冻得发青，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茫然。
我喂王老丈喝下药汤，替他掖好那床硬邦邦的破被。狗蛋仰着头，怯生生地问我：“拾恩哥……爷爷……会死吗？”
我心中一酸，摸了摸他稀疏枯黄的头发：“不会的，吃了药就会好起来。”
“就像……就像村头刘爷爷那样……睡过去……就不冷了吗？”孩子的话语天真而残忍，直接戳破了大人们竭力维持的伪装。
我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回答。看着孩子清澈却蒙尘的眼睛，一个念头突然冒了出来。
我蹲下身，尽量让声音温和：“狗蛋，想不想听故事？听了故事，就不怕了。”
孩子的眼睛微微亮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窗外空旷的雪地，确定无人，然后压低了声音，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音量，开始讲述：
“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条很大很大的河，叫云渊河，河里住着一条善良的老龙，它保佑着河边的人们风调雨顺，庄稼丰收……”
我没有讲帝王将相，没有讲忠孝节义，我选择了一个最朴素、关于这片土地风物的传说。但在这个传说里，我悄悄嵌入了“云渊”这个名字，嵌入了对家园风物的热爱和守护。
狗蛋听得入了神，暂时忘记了寒冷和恐惧。
从那天起，我去看望王老丈的次数多了起来。每次，都会给狗蛋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时是关于山上某种草药为什么能治病（融入了简单药理和夏人先祖尝百草的影子），有时是关于冬天为什么这么冷（嵌入了夏人古老的节气认知），有时干脆就是前朝某个聪明小孩机智应对困难的小故事（隐晦传递智慧和勇气）。
故事很短，很浅，但我小心翼翼地、极其隐晦地，在其中编织进夏文化的碎片：对故土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对智慧的推崇，对勇气的嘉许。
狗蛋成了我最忠实的听众。他开始期待我的到来，甚至会模仿故事里人物的举动。其他几个孩子偶尔也会凑过来，睁着大眼睛听。他们或许不懂更深的意义，但那些故事，像一颗颗微小的种子，落入他们荒芜的心田。
我深知这远远不够，且风险极大。我必须更加谨慎。
我将“教学”地点严格限制在室内，且必定有大人（通常是病重的王老丈或姑母）在场作为掩护。声音压到最低，内容精心包装成无害的“故事”或“常识”。我从不主动召集孩子，只利用看病、送药等自然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