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门在身后合上时，雷娅终于听见了自己的呼吸——不是劫后余生的急促，是长跑后停下来的、均匀的、还带着一点不敢相信的轻喘。她靠着门板，把旧羊毛开衫裹得更紧些。这间小屋是维特的人安排的，在边境小镇最安静的巷子尽头，窗外有棵半枯的苹果树，院子里长满了没人拔的蒲公英，毛茸茸的种子被风吹得到处都是，落在门槛上、窗台上、她那双还没来得及换下的布鞋鞋面上。她把行李放下——不多，几件换洗衣服，一包干草药，一本被水泡过又晒干的药方笔记，还有那罐她没来得及给任何人、也舍不得扔的荆条蜜。蜂蜜在罐底凝成浅色的结晶，对着窗口的光看，像一小块埋在罐子里的旧月亮。

最初几周她什么都不想，只是每天醒来先确认一件事：自己还活着。然后她开始打扫这间布满灰尘的旧屋，把漏风的窗缝用旧报纸塞好，把瘸腿的桌子垫稳，在灶台上架起从杂货铺赊来的旧药碾。镇上的邻居偶尔探头张望，看见一个蒙面纱的东方女人蹲在院子里拔蒲公英，都识趣地没有多问——边境小镇的规矩和避风港一样：不打听别人的来历，是最大的尊重。

她是在第三周察觉到不对的。起初以为是奔波劳累，月事迟迟不来，后来越来越容易犯困，清晨起来总觉得恶心。她对着那盆冷水发了好一阵呆，然后慢慢蹲下来，把手按在自己腕上。脉象是她摸过千百次的——不是病，是另一条命。她在冰凉的石板地面上坐了很久，久到膝盖被寒气浸得发麻，忽然想笑。她在避风港帮那么多孕妇号过脉，在药剂室给侍女们调过无数保胎的方子，现在轮到自己了——而她连孩子的父亲在哪里都不知道。不，她知道。他正坐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以为她已经死在旧水道里，以为那份出口许可证上的签名就是她的全部。她不该想他。她从地上站起来，把冷水倒进壶里烧开，从行李里翻出最后几片晒干的洋甘菊，茶香漫开时她低头看着自己还平坦的小腹，把那只手轻轻覆上去。说不清为什么，但她觉得是个女孩。“莉塔。”她说。声音很轻，但确定——不是什么纪念，不是什么寄托，是新的名字，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她给维特写了信。用的是他教她的暗线地址，措辞平常，像是寄去一幅画或一包新烤的饼干，只在信末附了一行极小极小的字，写得很快，像是怕自己后悔，又像是怕再不写就会被风吹散——“我想，如果你愿意，可以当这个孩子的教父。”她没有加任何修饰词，没有说“如果方便”，没有说“等时机合适”，只用了一个句号。这是她能给他的所有：不是爱，不是承诺，是在她以后所有的日子里永远留一把椅子给他。

维特的回信来得比她预想的更快。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一枚极小的蝶翅印章，信纸背面印着一片干薄荷叶——是他自己养的，北塔窗台上种了一盆，她入宫后不久教他分过株。他的字还是那种纤细的、瘦长的、像怕墨水会疼的笔迹：“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一批饼干吃起来有点发苦又尝得到甜，但是我很高兴。他将在你织的围巾和草药园里长大。我会来。”她读完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笔尖压得很轻，像是在写之前犹豫了好几秒：“我已经开始画院子里的蒲公英了。以后她问起来，我就告诉她——你妈妈刚到薇柏岭的时候，院子里什么花都没种，只有这些蒲公英是从石头缝里自己长出来的。”她把信纸贴在胸口，没有哭，只是对着窗外那棵半枯的苹果树笑了很久。那棵苹果树半枯的枝条上已经抽了几片新叶，和信纸上那片干薄荷一样绿得不讲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