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的药剂出名这件事，她自己是最晚知道的。头几年她只给镇上的邻居看病——老铁匠威尔的风湿、玛莎大婶的偏头痛、隔壁牧羊人小儿子每年冬天必犯的百日咳。后来威尔回矿区老家探亲，把她的风湿膏当成土特产塞给了几个同样下不了地的老矿工。再后来矿区的混血母亲们开始结伴来薇柏岭，抱着发烧的孩子，挎着鸡蛋和干酪，站在诊所门口小声问——您是那个……受诅咒的药剂师吗？她们用药剂救人，却不敢称呼她的名字，仿佛名字也是一种会传染的禁忌。

陈从不解释。她把药配好，把用法写在标签上，每包药里压一片干薄荷。孩子喝不下苦药，她就额外附一小包蜂蜜——不是荆条蜜，是镇上养蜂人的槐花蜜，甜味淡，不腻。蜂蜜包上贴着她手写的标签，还是那种圆圆的、带点歪的字体。她的药不是最便宜的，但每次都会比邻镇价格低一个铜板。她也不赊账，但她总会在病人走后发现窗台上多了几枚鸡蛋，或是一小篮没熟的青苹果。她不说谢谢，只是把鸡蛋收进厨房，把青苹果和半枯的苹果树放在一起，等它们慢慢变红。

第二年冬天，邻近城邦的中间商开始主动求购。他们从薇柏岭路过，听说了有个蒙面纱的东方女人能配出混血孩子喝得下去的退烧剂，想签长期供货协议。陈拒绝了。不是不想多赚——是她一个人只有两只手。她的诊断必须面诊，她的配方必须根据每个孩子的体质重新调整。她不能把莉塔交给陌生人，也不能把药方标准化成流水线。中间商说她疯了，说你这双手能救多少孩子。她说能救几个算几个。中间商走了，留下一张名片垫在薄荷罐底下。她把名片翻过来，背面印着教会区某家商行的鸢尾纹章，和当年她在王都药剂室里见过的那种一模一样。她把名片撕了，丢进药渣桶。

第三年开春，镇东头的牧羊人说自己的小羊倌其实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混血，被秘密寄养在薇柏岭。那孩子得了肺炎，陈守了他一整夜，用抗生素和蒸汽熏了三次，天快亮时才退烧。几天后有辆没有徽记的马车停在诊所门口，一个戴兜帽的老人放下一个沉甸甸的布袋，转身就走了。布袋里是一笔足够她翻新诊所、买一台旧台式蒸汽灭菌器的银币，没有信，没有署名。她把灭菌器放在诊所角落里，给每个来看病的孩子都消一遍敷料。那笔钱她花得很慢，至今还剩大半压在抽屉底层。

今年春天，事情再也藏不住了。先是邻近几个镇的药剂师联名给《民间医药周刊》写了封信，说她手写的混血儿童退烧剂配方比标准药剂有效率高出近一倍。然后是某位被治愈的混血母亲在港口市集上对记者说了句“薇柏岭的陈医师，她的药孩子能喝”。记者不是来查新闻的，他本来是来采访那个港口的鱼市。他只是在鱼市听见有人在讨论薇柏岭，便多问了几句。然后他翻出了过去几年间所有关于混血儿童退烧剂疗效的民间报告，顺藤摸瓜找到了薇柏岭。

那天傍晚收工时，莉塔蹲在苹果树下给蜜糖画胡子。陈正把新到的薰衣草干分装进陶罐，忽然听见院子外面有马蹄声——不是镇上邮差那匹老马，是好几匹，还有车轮轧过碎石的声音。玛莎大婶从隔壁探出头来，手在围裙上擦着，说你找谁啊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很客气，带着点王都口音，说他是记者，想来采访一位姓陈的药剂师。

陈站在门边，手里还拿着一罐没来得及盖的洋甘菊。她低下头，压低嗓子说了句你们认错人了，然后拉上面纱，推开木门。她本想站在门外说几句话就打发他们走。但莉塔这个小捣蛋鬼，嘴里含着一块蜂蜜糖从院子那头蹦了出来。六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妈妈不在门边，妈妈在院子外面，妈妈旁边有马车。她含含糊糊喊了声妈妈，撞在陈腿上，把那块糖从嘴里掉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