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两三百号人把杉树干当板凳，围着火堆烤屁股。大伙儿烤完前心转后背，像翻着面烤红薯。书记口中的虎头山下（大寨），是整齐划一的漂亮住宅，有免费的集体学校和幼儿园，拖拉机在人造平原上奔驰，核桃林覆盖山丘，钢筋水泥筑成田坎，玉米棒长得有尺把长，粮仓里堆满粮食——这些现实与幻想交织的场景，像极了现代传销的手法，通过封闭培训，给长期挨饿的人们大灌心灵鸡汤。而书记那张通红的脸，其实纯属生理原因：他身子太壮，内火旺，脸上冒出些芝麻大的红疹，连片泛滥所致。

可现实终究靠物质支撑，哪怕是精神上的盛宴也不例外。公社开会的供暖，得靠各队指派地富分子人家送炭来维持。于是，“半截红”一家三口便得往十几里外的山林跑，去烧制地炭（用灌木烧成的碎末状炭）。

有一次打柴，春儿恰巧遇上了烧炭归来的“半截红”一家。三人脸上被烟火熏得漆黑，只剩眼白清晰可见。“半截红”胸前挂着那只军用水壶，背着妻子往山下走，孩子跟在一旁，爷俩一前一后，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着“仙女”。

干活的时候，春儿故意模仿“半截红”那温柔缠绵的腔调，把“仙女”的呼唤当众哼了出来。那甜蜜又飘渺的声音，听得肉麻。妇女们个个满脸通红，却都不作声，打心底里不信，世上还有这般没用的男人。

他就像个被遗忘在时代角落里的小说人物，这般不幸的境遇着实令人唏嘘。

或许有人会觉得，随着时间流逝、激情消退，他终究会为当年的“无知”追悔莫及。但你若是这么想，就太肤浅了。曾有人问他：“这辈子后悔不？要是没娶地主女儿，现在早当大官了。”他蹲在门槛边修理竹背篓，银牙在暮色里忽明忽暗：“后悔？当年在□□天雪地里，看着战友咽气时还攥着家里的照片——咱现在能搂着媳妇睡热铺，饿了能听见她喊‘吃饭啦’，这不比当官舒坦？”说着往嘴里塞了块烤土豆，嚼得津津有味，“你们管这叫土豆，我偏叫‘马铃薯’，咋地？这名字听着就洋气，跟我媳妇一样，带劲儿！”那模样，活脱脱一个人生赢家，哪来的“倒带”。

他头上缠着包布，满脸皱褶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头发像枯草般过早地花白了，比同龄人显老许多。可他心里知足得很，时常拿邻队同去朝鲜却没能活着回来的战友作比，总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打心底里珍惜眼下这平淡的小日子。

公正地说，我从不觉得他轻浮，更没听过他讲半句下流段子；顶多，就是跟着大伙儿青涩地笑笑。在这荤段子满天飞的环境里，他算得上一股清流。我始终认定，春儿说他呼唤妻子是“仙女”的传闻，纯属虚构，他一向稳重，断不会做出这般出格的事。即便只是呼唤妻子“荞花——”，他也是轻轻的、润润的，满是温柔。

盖房子，历来是农耕民族的终极心愿。土家吊脚楼传承了“干栏”式带廊建筑的遗风，依山而建，顺应地势，既能抵御山洪野兽，又是建筑与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

当年趁着人民公社化、山林权属模糊的机会，村里人都热火朝天地砍树，精明地忙着建私房，都获益不少。可“半截红”碍于特殊身份，不敢跟风，一家三口至今仍住在土改时分得的破屋里，房子就在通往水井的路边。

每天收工，山路上，总能看见那远远落在队后的身影。他挑石头来砌房。扁担被压得咯吱作响，他满脸吃力，“哼哧哼哧”地往前挪，活像只背着硬壳的蜗牛。旁人都觉得他异想天开，可他偏要凭着这股犟劲，“挑”出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