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往返足足三十里路，累得我浑身散架。喂完猪，胡乱弄了点吃的填肚子，忙完这些，我坐在油灯前，支起那面小镜子 —— 嚯，这长发遮脸的模样，简直就像日本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

卖菜换来的五毛钱，只够买盐和煤油应急，哪还有余钱去理发？为了省钱，从前我和哥哥是自备工具，互相打理头发。可哥哥已经走了两个多月。我对着镜子犯起愁来，总不至于为了省钱，请村里人帮忙，给我剪个地道的土家发式吧？

那场面光想想就头皮发麻：一盆热水往跟前一搁，人跟受刑似的僵坐着。一人主剪，一人打下手。头顶上的头发基本不动，就拿着不知从哪借来的大剪子，对着脑袋随意乱铰，活像是马上要拉去游街。剪完还不算完，得把头往水里一闷，抹上点榨油茶枯泡的水。更惊险的来了：全村里找不出一把正经剃刀，都是直接抄起能找到的任何锋利家伙，杉刀、镰刀，逮着什么用什么。手握明晃晃的利器，费劲地刮去头皮上的残发污垢，露出一块块青白的头皮，硬是在脑袋上刮出一圈亮色。最后，四下溜光的脑瓜顶着个马桶盖，下面支棱着两片劫后余生的大耳朵，任人围观。整个过程像是刨猪、像剥羊、像剐猴，太吓人了。

越想越胆怯，我决定低调行事，自己动手。

拿着推子往头上捣鼓，两鬓的头发还勉强能对付，可一到后脑勺就彻底抓瞎 —— 看不见摸不着，只能凭着感觉瞎推。等反应过来，脑袋早成了 “灾难现场”。这不伦不类的样子，既不像追求个性的艺术家，也不像流浪汉，倒像是被狗啃过似的。一不做二不休，我干脆抄起剪刀一阵 “盲剪”，揪着头发就 “咔嚓咔嚓”。青丝雪花般纷纷往下掉，全仗着一股胆大不计后果的莽撞劲儿。

正忙着跟自己的头发较劲，我却突然意识到，屋外的猪圈里，似乎已经好久没了动静。我抬手拂了拂镜中跟刺猬无异的发型，侧着耳朵细听。

上次磨玉米面剩下的那点糠皮，拌猪食最多还能维持两天。多口之家的糠皮米碎都难养活一头猪，我的处境艰难，可想而知。地窖里的红薯也见了底，哪里舍得多掺进猪食里？刚才喂食的时候，那家伙在食槽里拱来拱去，喉咙里发出憋屈的哼唧，摆明了是在抗议。不肯吃。“还反了你了。不吃？那就饿着！” 我狠下心，转身回了屋。

弄完头发，我照旧凑到油灯下准备读书、写日记。可握着笔的手，竟半天落不下纸。今晚就吃了几个红薯下肚，此刻胸口火烧火燎的，翻涌的思绪却怎么也停不下来：

自下放到此，半年来我风雨无阻地出工，从没舍得随便休息一天，本指望靠着这份勤恳，至少能保证来年的灯油和食盐有着落。望穿秋水，年终决算总算出来了。我跑去一看，扣除掉分到手的粮食，半年忙活下来，居然只结余八元六角钱，还一分都落不到自己口袋里。那些孩子多的人家，粮食倒是分到了手，可粮钱却全都挂在了账上，成了遥遥无期的欠款。

原来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竟是这样 —— 叫你一年到头的辛苦都白费，却还得日复一日地继续。

细细琢磨起来，在这种以人头为主的分配制度下，家庭孩子越多，就越占便宜。若是再把低价分得的相对富足的口粮，趁着赶集捎去镇上，偷偷以近十倍的高价出手，一年的日常开销就都妥妥的了。靠着孩子养大人，日子普遍滋润得多。“大道至简”。虽经三年天灾重创，这个已不足五十人的小村子，如今却迅速增至一百二十人，这就是人们对政策最直白的解读。

难怪懒搞得总说，干集体就是 “给人家养孩子”，宁愿长年挨饿，也不出工；难怪大伙儿出工的时候，一个个都蔫头耷脑、要死不活 —— 实在是没什么盼头啊。

不过我却有自己的精神寄托。这间杉树皮顶的木屋，盛载着我那无处安放的 “文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