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几天的汗水，一滴滴砸在滚烫的工地上，砸得石粉飞溅，可那水渠却像个羞答答的姑娘，忸忸怩怩，堪堪探出不足 十米的长脖；终点那间规划好的石房，也只勉强刨出一方方正正的屋基，离成型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每日三餐雷打不动，清一色的饭菜：一大碗硬邦邦的玉米饭，就着一瓢土豆干菜汤，连点油星子都难寻见。可高强度的体力活真是一剂良药，不光治好了我的满心郁结，连抡锤的手艺都突飞猛进——那十八磅的大锤，如今却能指哪儿打哪儿，分毫不差，腕力和准头都练得扎扎实实。

偏偏砌渠的人手紧得像拉满的弓弦，连喘口气的间隙都没有。三天前，二杆子许是瞅着我眼神亮堂、干活踏实，竟破格提拔我当了泥水师傅，摇身一变成了队里的技术工。先前跟我搭伙的那个瘦小伙，依旧跟我搭档，只是如今成了我的下手，专管搬石头、挑灰浆，倒也配合默契。

腰系粗布工作裙，我先对着一堆石头端详半天，像是给姑娘相面似的，挑出大小合适、棱角规整的，再小心翼翼搬上去垫稳、塞紧，调整好角度，末了还学着老工匠的派头，扯着嗓子喊一嗓子：“来桶砂浆！”那架势，别提多有派头。

嘿，您别说，技术活就是吃香。不光比整天抡大锤省劲儿太多，也体面太多。二杆子像是真把我当个人才，看我学得快、肯卖力，甚至主动教我填药点炮，想让我偶尔替替他，分担点活儿。可“□□”见过太多的血腥场面，让我对此类东西天生犯怵。那黑乎乎的炸药、细细的引线，一想到点燃后山崩地裂的样子，心里就发慌，任他磨破嘴皮，我就是迈不过那道坎。他为此叹过好几回气，见我实在不敢，最后不再勉强。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分队可比公社本部自在多了。听说本部那边，每晚的政治学习得熬够两个钟头，枯燥又乏味。我们这儿就不一样，二杆子是个务实派，不玩虚的，也不像齐巴子那样整天盯着人、挑人毛病。他话少性子刚，组织开会从来超不过十分钟，每晚翻来覆去就那句“简单得很”，连说三遍准散会，从不耽误大伙儿休息。可他发起火来也够人瞧的，那眼神，就跟即将引爆的炮眼似的，凶得能叫人晕头转向，没人敢跟他硬顶。最让人头疼的是他批假，比登天还难。就算家里天塌了、出了急事，他多半也只甩一句“克服克服”，抱着“小车不倒尽管推”的原则，油盐不进，活像一枚铁核桃。论起人际交往，他从来不会徇私情、讲情面，比齐巴子还不近人情。

不过铁核桃也有缝——谁要是捂着腮帮子、歪着嘴，一脸痛苦地喊牙疼，那假准能立马批下来。在他眼里，那才是要命的事。

晚饭后的空虚，总像潮水似的涌上来。我常爬到工地旁的高处放空，望着天上的云舒云卷，听着木叶河的轰鸣，眼睛却忍不住瞟向通往干沟的小道，像只守着等信的小狗，满心期盼着能见到个熟人，捎来一张幺妹的字条，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也好。每次都要等到天色彻底沉下来，才慢吞吞地回工棚，心里满是失落。

我总觉得，自己当初一股脑扎进基建队的狠劲，准能让幺妹跟着揪心，说不定她就会有什么动静，会想办法联系我。再说，我离那老妖婆远了，幺妹捎信也方便些，不用再偷偷摸摸、提心吊胆。可日子一天天滑过去，预想中的信连影子都没有，倒让这无望的等待，成了每日夕阳西下后的必修课，磨得人心里发苦。

晚间没事，我也跟着搭档学卷烟。泛黄的烟叶在手里转来转去，颇有讲究：色泽鲜亮、叶片完整的整叶是脸面，得铺在最外面；零散的叶脉作骨架，撑起形状；边缘的碎叶当填充，把烟卷塞得饱满，最后啐一口唾沫当胶水，把烟卷粘牢。捏成四四方方的模样，活像一支迷你型的古巴雪茄，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男人们交换烟叶的动作，带着一种隐秘的特权感，仿佛递过去的不是烟叶，而是掏心窝子的信任。可真抽起来，那股又辣又呛的劲儿，够我咳半天 —— 这最显男人气概的事儿，到我这儿竟成了笑柄。

不远处正热闹，几个人凑在一起赌输赢，下注“大胃王”比拼，约定好明天见分晓。可惜那几位“种子选手”，愣是梗着脖子不应战，急得旁边看热闹的人抓耳挠腮。

伙房的樊师傅，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瞧着少说也有五十开外，头发花白，像工地上的老石头。听人说，他以前是有公职的干部，不知犯了什么事，如今只能靠着微薄的生活费过活，默不作声，像藏着一肚子没说出口的故事。每逢集市，他都会买上一大把葵花籽，闲下来的时候，嘴里含着一颗，双手同时开工，剥籽、吐壳，嘴和手各干各的，像启动了全自动流水线。转眼之间，面前就堆起一大堆瓜籽壳，看得人无不称奇。从没见有家人来看过他，他就像工地上的一块孤石，默默蹲在角落。

关于他的传言倒不少：听说他在岗那会儿，是个出了名的顾家男人，每月都要走三十多里山路回家，给家里送钱、“交作业”，从不间断。直到有一回，他偶然听见了关于妻子的闲言碎语。他像头被惹急的豹子，压着怒火，悄悄摸回家，当场抓了个现行，还逼着妻子供出了所有相关的人。当夜，他手提菜刀，押着妻子逐一敲门。他指着别人家的老婆放狠话：“敢动我女人，就拿你婆娘抵命！”第二天，村里包括生产队长、保管员在内的七个男人，都捂着缠满绷带的手哼哼——每人都少了一截小指。他用着不要命的架势，捍卫着自己对婚姻的理解。三年刑满回来，他就成了如今的样子，再也不提家里事。

像他似的“老石头”，我在渝都的隔壁邻家，也曾见过一块。

邻居家的女主人，三十多岁，在旅馆当杂工，非正式编制，干起活来像头勤恳的牛，脏活累活从不抱怨，模样却俏得很，是那种扎在人堆里也能被一眼瞅见的俏。她丈夫五十多了，是个小学老师，性子木讷，不善言辞。在这个年代，地位低贱如路边野草的人，能娶上这么个年轻俊俏的媳妇，全靠他那本城市户口——按政策，媳妇能跟着转成非农户口，一个乡下姑娘，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这在当时，是多少人羡慕的事。

出事那天，旅馆里一个服务员应急取拖把，急匆匆冲进底层那间平时连老鼠都懒得去的储藏室，却意外撞破了这对野鸳鸯。那高大的男子是旅馆的长住客，外地厂家的销售人员。整个旅馆为之轰动，人人都在咒骂这对狗男女，唾沫星子都快把人淹死。当天晚上，她丈夫把她拖回家，剥光了衣服，拿皮带狠狠抽打，打得她浑身是伤，哭着跪地上求饶，说看在三个孩子的份上，饶过她这一次，可她丈夫不为所动。最后，他还把她剪了“鬼头”，光着身子撵出了家门。走投无路之下，她跳了河。

工棚里常打牌，大多玩“拱猪”。四个人围坐着斗牌，眼神专注，手法娴熟，看客不少。抽烟的、起哄的、出主意的，烟雾缭绕得像个小澡堂，热闹非凡。我只敢在圈外看热闹，连插话的份都没有——我这牌技，在他们眼里，怕连“菜鸟”都算不上。一局结束，他们能从第一张牌说到最后一张，复盘清清楚楚。看客的热情，也绝不亚于打牌的。得意的连声叫好，痛心的唉声叹气。冷不丁谁一声大吼，能把棚顶的茅草都震得发颤。

有的还兀地扯着高腔唱起来：“提篮叫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红灯记》选段），那嗓门洪亮得很，倒比任何提神药都管用，原本躺着昏昏欲睡的人，全都被吵醒了。

打牌输了的，要被罚跪着喝凉水，直到肚子胀得像鼓，跪都跪不住了，就蹲在地上继续灌，往往折腾到后半夜，甚至天亮。

昨天为了赶工期，工地上多放了几炮，收工的时候，星星都已经探出头来了。我刚躺下没一会儿，二杆子就掀着门帘闯了进来：明天除了砌渠的技术工，其他人都跟他去公社挑石灰，务必赶在晌午前把石灰挑回来，不能耽误砌渠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