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柏吴八岁那年，学校要开家长会。别的同学都是爸爸妈妈轮流来，只有她，每次都是妈妈来，而且妈妈每次都穿着深色的衣服来了就走，不跟任何人说话。有一次班主任忍不住问她：“柏吴，你爸爸呢？”

柏吴说：“我没有爸爸。”

班主任愣了一下：“怎么会没有爸爸呢？每个人都有爸爸。”

柏吴不再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那两只手很小，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指缝里还有颜料没洗干净。她忽然觉得十分别扭，像是有很多双眼睛在看她，虽然教室里明明只有她和班主任两个人。

从那天起，她开始拒绝参加任何需要家长出席的活动。运动会也好，合唱比赛也好，春游秋游也好，她一律报名，但一律自己去。吴妗同问过一次：“不要我去？”柏吴说：“不用。”吴妗同就没再问。

母女之间的对话就这样一句一句地变短。短到最后，一张桌上吃饭，能不说就不说，像两个拼桌的陌生人。

但柏吴心里不是没有计较的。她记得每一次妈妈对她说出刻薄话时的表情，那些表情不是愤怒，是厌倦。一种深深的、仿佛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厌倦。仿佛她不是厌倦柏吴，而是厌倦所有的一切——包括她自己。

“你怎么这么笨？”“跟你说多少遍了还记不住？”“画成这样也敢拿出来？”“别哭了，烦不烦？”

这些话像钉子，一颗一颗地钉进柏吴的心里。刚开始会疼，后来钉子多了，反而麻木了。她学会了一个本事——面不改色地听完母亲的每一句刻薄话，然后转过身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但她会在深夜一个人躺在床上，把被子蒙住头，无声地流泪。眼泪流进耳朵里，嗡嗡的响。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委屈，是愤怒，还是恐惧？也许都有，也许都不是。也许她只是太累了，累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让眼泪自己流出来。

邻居家的阿姨有一次在楼道里碰到柏吴，看她的眼睛红红的，蹲下来问她怎么了。柏吴摇摇头，说没什么。阿姨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塞给她，说：“你妈妈也不容易，你要体谅她。”

柏吴攥着那颗糖，没有吃。她在楼下坐了一会儿，把糖纸剥开，看了看里面那颗半透明的硬糖，又包了回去。

体谅。这个字那时候她还不太懂。

她觉得妈妈不容易是真的，但她不容易也是真的。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要妈妈体谅她？

她把那颗糖放在窗台上，后来被风吹走了。糖纸像一片小小的、透明的翅膀，在风里翻了几个跟头，落进了楼下那棵梧桐树的树根缝隙里。

她站在窗口，看了很久。

梧桐树的叶子那时候正黄着，一片一片地往下掉。秋天快要结束了，冬天还没来。河市的秋天总是这样，来得慢，走得快，像一段还没来得及说完的话，就戛然而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