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吴在医院的第三个晚上，梁平之留下来陪了一夜。

吴妗同的病情稳定了一些，但还是不能下床。护士每隔几个小时来查一次房，量体温，测血压，在她的手臂上绑那个自动充气的袖带，袖带充气的时候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个烦躁的、压抑着情绪的动物。梁平之坐在病房角落的椅子上，没有睡觉，只是安静地坐着。偶尔吴妗同咳嗽，他就会站起来，走到床边，帮她把被子掖好，或者把床头柜上的那杯水端给她。

他们之间没怎么说话。三十年的交情，把多余的语言都省略了，只剩下动作——递水，盖被，调高床头，拉好窗帘。每一个动作都准确，安静，不带任何情绪色彩，却比任何一句“我在乎你”都更有分量。

柏吴在旁边看着，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如果妈妈当年没有遇到柏一方，而是遇到梁平之——不，她不敢想。不是觉得不可能，是觉得这种“如果”太残忍了。对梁平之残忍，对妈妈残忍，对她自己更残忍。因为她会忍不住想，如果换一个人，她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会有一个完整的家，有一个称呼她为“女儿”而不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有一个笑着而不是永远冷冷的母亲？想象的越是温暖，就显得现实冰冷的刺骨，让她心底发寒。

这种念头像一株有毒的藤蔓，缠上来就扯不掉。她把它压下去，又冒出来，压下去，又冒出来。最后她放弃了，任由它长在那里，反正它不会开花结果，也不会要她的命。

后半夜，吴妗同终于沉沉地睡了过去。呼吸平稳了，嘴角微微张开，像是在说梦话，又像只是放松了。梁平之把她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然后轻声招呼柏吴到走廊。

走廊尽头的窗户前，两个人并排站着。窗外是河市的夜色，黑得并不纯粹，因为有路灯和偶尔驶过的车灯，把黑暗切成一块一块明暗交错的几何图形。远处有一条河，河面上反射着路灯的光，像一条断断续续的银链子。

“如果我没猜错，”梁平之的声音很低，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你去滩涂，不只是为了看海。”

柏吴没有否认。

“你在找什么？”

“我不知道，”柏吴说，“也许在找一个可以跑的地方。”

梁平之沉默了。过了很久，他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你画的那些马，我看过了。最近的一批比之前好。”

柏吴转过头看他。梁平之的脸在路灯的余光里显得很疲惫，眼袋深了，法令纹也更重了。他今年快五十岁了，头发却白了大半，但站在那里腰杆还是直的，像艺术中心门口那排竹子，被风吹了二十多年，还站着。

“梁叔，”柏吴说，“我遇到的那个人，如果我再去找他，你说我能找到吗？”

梁平之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在手指间转了两圈，又放回去了。艺术中心里他从不抽烟，但在外面偶尔会抽一根，只是不在柏吴面前抽。

“有些东西，”他慢慢地说，“你越是去找，它越是不出现。你不找了，它自己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