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市文化艺术节的消息，是梁平之在电话里告诉柏吴的。

那已经是冬天的事了。河市的冬天来得不紧不慢，先是梧桐叶一片一片地黄，黄到透亮了再一片一片地落，等到树上只剩光秃秃的枝丫时，风就冷了。柏吴裹着那件灰色外套——她一直没还，也没人催她还——骑着自行车穿过老城区，去雾满拦江送画。

梁平之在处理艺术节的参展作品，桌上摊着几十幅画，正在一份一份地登记。他头也没抬，说了一句：“下周末河市办文化艺术节，我这边人手不够，你来帮忙。”

柏吴把画放在桌上，没有立刻答应。她最近的生活被切割成几块：画画，照顾母亲，修改论文，偶尔去滩涂。每一块都不大，但合在一起就把一天填得满满当当。她不太想再往里面塞新东西。

“我开了个展位，”梁平之抬起头看她，“卖你的画。”

柏吴的手顿了一下。她的画。在文化艺术节上卖。不是在雾满拦江的角落里悄悄挂着，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的买家，而是在一个公开的、人来人往的展位上，正大光明地卖。这意味着她的画要被很多人看到，被很多人评价——喜欢的，不喜欢的，懂的，不懂的。她的心跳快了半拍。

“卖不出去怎么办？”她问。

梁平之用笔指了指登记表上的一行字。“卖不出去我买。”他的语气不像开玩笑。

柏吴没有接话。她低头看着桌上那幅刚送来的画——是她最近画的，一匹栗色的马站在滩涂上，前蹄微微抬起，鬃毛被风吹散。她已经很久不画白马了，但不是因为不喜欢了，是因为她发现自己需要画的东西太多，多到一匹白马装不下。

“我帮你。”她说。

艺术节在河市体育馆举办。柏吴提前一天去帮忙布置展位，梁平之选了靠窗的位置，光线好，视野开阔。他们把画一幅一幅地挂上去，调灯光，调整角度，像布置一个小型画展。柏吴站在几步之外看那些画，觉得它们像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安静地、整齐地排列着，等待被放出去。

梁平之递给她一本宣传册，翻到某一页，上面印着“雾满拦江艺术中心”的简介和参展作品列表。柏吴的名字印在“青年画家”栏目下，和几个她不认识的人排在一起。她盯着自己的名字看了几秒钟，觉得那两个字很陌生，像是另一个人。

“梁叔，”她合上宣传册，“我妈知道吗？”

“知道。”梁平之说，“我跟她说了。”

“她说什么？”

梁平之想了想。“她说，‘随她去’。”

三个字。不冷不热，不咸不淡。柏吴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但她已经学会了不去过度理解母亲的话。母亲说“随你去”可能是“你爱干嘛干嘛，别烦我”，也可能是“你自己决定，我不拦你”，也可能是别的什么。理解不了就不理解，省得费神。

艺术节开幕那天，河市下了今冬的第一场雪。

雪不大，细细碎碎的，像盐粒一样洒下来。柏吴穿了一件黑色的羽绒服，把那件灰色外套套在里面。她坐在展位后面的椅子上，等着人来。开幕式还没开始，场馆里的人稀稀拉拉的，大多是工作人员和提前来踩点的媒体。

梁平之在跟隔壁展位的策展人聊天，聊的是明年的展览计划。柏吴听了一耳朵，好像是什么当代水墨联展，邀请的画家里有几个熟悉的名字。她不太关心，拿出速写本开始画。

她画的是一匹马。不是白马，也不是栗色的，而是一匹黑色的马。黑色的马很难画，因为黑色不是一种颜色，是很多种颜色的叠加——在光线下，黑色会泛起幽蓝或者深紫，在阴影里，黑色会沉进更深的黑。她用炭笔，一笔一笔地铺调子，手指蹭得发黑。

“画得不错。”

一个声音从头顶落下来。柏吴抬头，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穿着深色的夹克，脖子上挂着工作证，胸口别着一个媒体标识。他低头看着她的速写本，目光认真，不像客套。

“谢谢。”柏吴说。

“你是参展画家？”他看了一眼展位上方的标识，“雾满拦江的？”

“嗯。”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柏吴接过去，上面印着“省城日报文化版主编郑远”。她把名片收好，没有多说。郑远在展位前站了一会儿，看了一圈墙上的画，然后走了。走之前他说了一句：“你的画有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