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的写作背景是30到40年代，以一个柏林姑娘的口吻。理论上这些信从来没有被寄出去，写信人也未曾抱着要送出去的心态写下，与其说是“情书”，这些文字更应该被称为“日记”或“自言自语”。最后一封信写于临终前。

“和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缘分如此奇妙，以至于我不得不相信前世曾经以某种形式参与过他的生活，这样的想法促使我写下了这样一系列‘空穴来风的回忆’。”

第一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提笔写下这几个字时，我还在想“哦，该死，我怎么会写这些？”。我甚至不知道我的心跳加速是因为刚刚激动人心的开学典礼还是……我叫海茵莉凯，坐在你的斜后方——按吕德斯先生的话说，“为近视所困扰的孩子应得到充分的体谅”，刚开始我对这种话并不十分赞同，可是我现在倒发觉它的好处了。

放学后我看到你和你的妹妹，她应该是叫贝蒂娜，我想，你们一起回家了，穿着同式样的皮鞋和袜子，鞋面擦得很干净，一点污泥也没有。你的个头已经比她高出很多了。说实话，你比我那年长两岁的哥哥还要高一些。“鲁迪。”我听到她这么叫你，你似乎不太情愿被在公共场合这么称呼。我放慢了脚步，一直走在你俩后面，要知道，我平日里的步速比这可快的多了，我母亲走路非常匆忙，即便是散步时也是，我必须一路小跑才追的上她。离得太远我只能听到你们兄妹断断续续的对话，除了晚饭吃什么之类的琐事，还听到了你一声长叹：“要是没有钢琴课，周六对我来说一定更加美好。”

我家也有一架钢琴，据说是父母搬进这座房子的时候，上一家人留下的。住在我们对面宅子的太太教我弹琴、画水彩画——她是我见过最可爱的女人，可惜生了哮喘，不能随意出门，尤其是花粉季。我从未觉得学钢琴比学算术更难，父亲说那是因为“从没有人告诉你这小女孩，学钢琴是件很难的事，你也就不知道这有多难。”。原来他人的告诫，无形之中竟然会成为诅咒一样的东西。

从没有人告诉我，要亲手将这封信塞到你的课本里有多难。可这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鲁道夫，如果上帝对凡事都有个排序的话，我将是今天最难为情的家伙。

你的海茵莉凯

第二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听到你父亲的身份，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原本以为像你这样的孩子，会被送到专门为官员子弟设立的学校，而不是我们这种普通的文法中学。这消息使我更加不敢同你说话了。可是你一点儿也不像外交部长的儿子：笑起来咧着嘴，就像是南方那些在谷堆上长大的男孩子一样，带着善良和傻气。这真是太可爱了，我心里不断感叹。

今天绘画课时你面对着溅到白衬衫上的颜料不知所措，画纸上的色彩也像眼泪一样流下来——早些时候我就该提醒你，不要混那么多的水进去。可是，要这样对你说实在太突兀、太粗鲁。“显然，这件事我俩都没有什么天赋。”我听见你对贝蒂娜说。

只要作为冯·里宾特洛甫先生的儿子，即便没有任何天赋，应该也是幸福的。我们吃早餐的时候，广播开得很响，以便整个客厅都能听到。元首公开赞扬“伟大的外交官，连接第三帝国与英格兰的和平使者，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先生。”我想，你应该不会错过关于你父亲的任何播报吧。

在食堂吃过午饭后，我看到你捧着书，仰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眼睛里闪着光。

是在憧憬未来吗？德意志的未来当真如元首许诺的那样吗？

你的海茵莉凯

第三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今天终于与你说了话。后来才得知你今天独自一人来上学的原因，贝蒂娜发烧了。初夏的天空亮得早，燥热很容易让人睡不着，我也是早早出了门，在教室门口就碰见了你。你似乎比我还要害羞，“早安，海茵莉凯。”

你是从谁那里知道我的名字的呢？

我们实在找不到话题可聊，眼见着气氛即将变得尴尬透顶。你只好勉强挤出一句：“你的眼睛很漂亮。”

我是不是该说，这是一句多么过时的赞美啊。就连法国人也嘲笑我们：“每当拘谨的德国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时，他们就开始互相夸赞对方的眼睛。”

这次我暂且将这句恭维当真。

可是，鲁道夫，你灰蓝色的眼睛，像极了夜幕下的湖水。这种无聊的寒暄，下次大概我还要再对你说一遍，怀着十万分的真心。

你的海茵莉凯

第四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今天在下课休息时，看到你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板巧克力，隔了很远我仿佛都能闻到那股香甜气息。这真让我感到惭愧！我已经不记得上次吃巧克力是什么时候了！父亲常常抱怨“我们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啦！”母亲想方设法的给我们从别处弄一些甜食，可这样的好运气一年也没有几次。隔壁一家似乎是搬走了，没有带走一件财产，这真是奇怪！有盖世太保把守着大门，恶狠狠的问：“要买家具吗？价格非常公道！”母亲赶快拉着我走开了。我想，以后没人教我弹琴了，也不知道我还能自娱自乐多久。

唯一让我确信的是，即使你口袋里没有什么巧克力，我也无时无刻不想靠近你。

这周的历史课轮到你演讲，你滔滔不绝的说起第二帝国的故事。老师对此的评价是：“真是个地道的小普鲁士人。”原来你的老家在威斯特法利亚。而你似乎也没有平时那么沉默寡言了，我很高兴一次能听到你讲这么多的话，不是与贝蒂娜，是和我们所有人。

这真是奇怪的事——第二帝国与第三帝国，对我而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日耳曼。这些翻天覆地的巨变仿佛一夜之间就完成了。那年我们连土豆也买不起，叔叔和父亲失业了，母亲不得不多做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我甚至没有听说过专门售卖玩具的店铺。但母亲的童年的确是有这些东西的陪伴——她有好几个洋娃娃，还有配套的微雕家具，至今她还能详细的描述那些小玩意儿的细节。我倒没有因为她的叙述就特别渴望得到一套这样的玩具。人很少会因为从未得到过的东西感到失落，单调乏味并不会阻止一个人长大。

那，鲁道夫，你说那些本该生产洋娃娃的工厂，现在都在生产些什么呢？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应该知道吧？

你的海茵莉凯

第五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广播里不断的传来好消息，元首的军队已经从十万扩充到了三十万。我想，这其中大概不包括我的哥哥——他才刚刚离开家，去布伦瑞克的军校上学了，据说毕业后他就会有士官头衔。临走之前，他兴冲冲的对我说：“亲爱的小妹妹，下次你将会看到我穿着制服，带着面包刀回来。”啊，他们管青年团的小刀叫做“面包刀”，我本以为那是一把佩刀，就像海军军官身上的那样。爸妈对此也非常高兴：哥哥成了国家的儿子，家里不需要继续供他生活，自然会宽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