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瞬间，他的妈妈看我的眼神让我想到我的妈妈。

同样的痛恨，同样的怒不可遏，同样的瞳孔深处难以察觉的委屈。

我又想到他，想到我放弃与他死亡后第一眼看到他。

同样的狂乱，同样的脆弱无助，同样的视我为不共戴天般仇敌。

但她只是她，我突然想到她哭泣的脸，一滴滴泪水滑过脸庞，手机贴在耳边，她哽咽地说着他的孩子从三楼坠下，每一个字都像从撕裂的心肺里掏出来。

事不过三，他们母子生活的真相却又一次被我戳破。

我说了他永远不敢说、也不会说、却一直想说的话。

也许是她一直不敢想、不愿意想、一次次逃避的事。

我永远忘不了她此刻的表情，她的体面、她多年的辛苦、她的自尊、她极力掩盖的秘密被我毫不留情地揭穿。

我不敢也不忍继续看她，但我必须看，我必须注视她，我希望我的眼睛会说话，让她直接看到我此时此刻的想法，我不想否定，也不想评判，我的脑子几乎不能转动，机械地说出那些我查阅的、我思考的、我想到的蹩脚的心理常识：心理问题是普通问题；在外国普遍有心理疾病意识，在国内人们却对心理问题讳莫如深；长时间的偏执意味着什么和后果；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中年危机和中年女性生理……我知道我说的话过于深入，近乎不敬，有些问题更不应该由我这个陌生年轻男性说给一位年长女性。但我既然说了就不能保留，我不懂那些话术，我只希望每一句话有理有据，只希望说出的话完整清晰，呈堂证供般经得起推敲，每个字都有助于最后判断。

她的表情从狰狞到隐忍、痛苦、冷漠，她忍无可忍地坐在这里，她的姿势那样无助。

但她不必坐在这里，她没有离开就说明她想听。

没有人会和她说这些，她的社交面太窄，除了医院同事就是病人，而那些病人只想对她尽情倾诉心中的压抑和委屈，她在病人面前是个善解人意且有力的白衣天使；她在同事面前则是个吃苦耐劳的单亲妈妈——她有一个各方面优秀的儿子，他经常出现在医院，孝顺，周到，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她的社交圈，她是个有可怜经历却正在苦尽甘来的女性，就像所有隐藏在成功的男人、优秀的儿女、美满的家庭后的所有女性那样，她们只会被外人忽略。而心理上的症结是她和儿子的禁区，谁也不敢轻易启齿。

我猜她需要有人对她说这些，她果然需要，只是这个人偏偏是我，本就痛苦的事更蒙上一层屈辱，她掩饰不住眼中的怨恨，我也如坐针毡，有时结结巴巴，一条又一条，好不容易把话说到最后：

“阿姨，有个我们学校毕业的师兄，学心理学，有一阵子我妈妈担心我有心理问题请他做我的家教，我妈妈考虑事情一向周全，师兄肯定不只是个普通心理学学生……”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夸我妈妈，我犹豫地观察她，她仍然面无表情，我继续说重点，“我可以请他介绍一些专业的诊所或医生，正规心理医生有严格的职业守则，不会泄露病人的隐私，不会不尊重自己的病人，我们可以不告诉任何人，先去咨询，听听医生的意见。”

“我们？”她终于发出声音，她疑惑而警惕。

“对。”我点头，“我陪您去。”

她的目光有更强烈的厌恶。

“我不会告诉他。”我说，“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知道她的个性一向不太独立，喜欢有人相互依靠，喜欢有人拿主意，习惯安于现状，习惯细水流长，习惯把一句话和一个承诺当成一辈子去遵守。也许她和我一样曾有一条长街，也许那条街不像我的那么黑暗，而是从心底通向她熟悉的城市和生活，但那条街早已断裂，与世隔绝，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我猜那里对她来说是安全的、习以为常的，她不愿走出来，也无法走出来。她只想跟她的儿子在一起，随便他带她去什么地方。

她久久没有说话。

她低着头，我的脑子一片乱，不断回忆自己说过的每一个字，有没有遗漏？有没有错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一切都是遗漏，一切都是错误，一个自以为是的男生和一个命运坎坷的女人谈论着由对方一手制造的难题，场面并不激烈，内心的尴尬和难堪无以复加。

我说不出话。

我不知时间过了多久，我们在同一种沉默中煎熬，她无法表态，我无法催促，我们不能讨论什么，争论什么，我们偶尔喝一口桌上的饮料，我们没有说话却口干舌燥。

我清楚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引起这次谈话，是我抛出棘手问题，是我丢出不愉快的方案，就像他说的，我只会空想，“自顾自想了个主意，把为难和后果全部丢给别人。”我应该补充更多的理由，应该细说更多的益处，可是……我不能代替她做决定，不能粗暴地否定又更加粗暴地纠正，我不是命运，就算命运也没有权力这样对待一个活生生的人。

手机声刺破了近乎窒息的空气，我和她几乎同时松了口气。

我们需要和别人说点什么，我们甚至不清楚是谁的手机，同时翻自己的包和口袋。

是我的。

是他的名字。

他打电话给我？

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这么快？

一瞬间的狂喜后，我更加尴尬，我要起身去接电话吗？我要把他妈妈一个人留在这里吗？如果她不愿想了，像每一个害怕改变的人那样，找个机会逃掉，今后心安理得地继续逃，怎么办？而且，他的妈妈如果猜测这个电话是他打来的，会不会以为我和他在合谋，又一次合谋对付自己的母亲？那我方才说的话就会失去至少一半的说服力。

不行。

我没有动。我看着她，接起那个电话。

电话那边也是沉默。

我对面的人看着我的脸，像是立刻猜到打来的人是谁，她盯着我，盯着我手里的电话。

“我不认为我今天的话错了。”我对电话说，“我也不认为我今天做的事错了。”

我听到很大的吸气声。

“你别挂电话！”我着急了，“我知道我的态度错了！”

一声重重的呼气声。

“也许我的方法也错了。”我急着说，“但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你和你妈妈最大的问题。”

“问题问题问题！在你眼里是不是所有人都是问题！”他毫不客气地抢白我，“我不想打电话跟你吵架，也不是在求和，但你说过我应该把想法告诉你，所以我告诉你两件事。”

不，他是不想我心里难受，不愿我胡思乱想，他压住火气先考虑我的心情，他一向如此。

“等我说完你再考虑分手不分手。”他没好气地加了一句，“你真好笑，以前就算死也不分手，现在宁可分手也要讲原则，也要说你想说的话。”

“我错了！”我立刻道歉，我想到他说“离开”后我近乎狂乱的难过，那么我随随便便就说一句“分手”，他只会比我更难受。

“你不用跟我道歉。”他冷笑，“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件事，你的原则——不动手是吧？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我们不是女生，我也不可能把你当做女生。男生面对男生容易冲动，话不投机有可能打架，我当年和队长就打了好几架，影响了我们的感情还是暴露了我们的人品？队长对我动手不代表他会对女朋友动手，他也从没对人家女生怎么样过，你觉得同样是情侣，我们的关系可以直接等同于他们的关系吗？你自然有你的一套原则，但它未必适用于我们的关系。一条正确的法律尚且不能断所有案子，你今天拿出一条原则扯上分手，以后就会有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感情可以有规矩，但动不动上升到原则，我认为这两人不该在一起；如果上升到法律般的原则，我劝他们该趁早离婚。”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的脑子仍然一团乱，“我会认真想想再答复你。”

我又听到一声抽气，他的声音大了些：“不需要你答复我！爱分就分！”

呼呼的喘气声在话筒里放大，他气得不清，我明明应该马上服软，马上和他商量这件事，但在他妈妈面前我什么也不能说，我急得握紧手机，再用另一只手抓住握手机的手，又马上放下，我想我现在一定就像妈妈说的“抓耳挠腮”，像只丑态百出的猴子。

他妈妈冷漠地看着我和我的手机。

“第二件事是什么？”我只好赶紧收起第一个话题。

他的喘气声更大了。好半天才说：“第二件事，关于我妈的工作。”

我屏住呼吸，下意识看了对面一眼，对面是一道冰寒的墙，那是他妈妈的眼神。

我低下头，硬着头皮往下听：

“你不了解护士。护士是一种重复损耗性职业，医生可以当专家、当权威、当教授、当顾问、当研究者，护士不行，护士的天花板不过是管理一群护士。至于护工，根本不在医院的编制内。当年我妈回医院，一边准备考试一边当护工，就算成绩好也没那么容易进去，后来还是靠那个领导给她开了个后门，就算她如你所说学了最先进的护理，她要面对的仍是重新找个稳定工作，否则只能做为高级保姆给别人当佣工。就像你所说，一个正规医院的年资和职位是重要的，我妈的同事和领导是重要的，包括她曾经的某些病人也可以当成人脉，她不应该轻易离开这里。但她就算留在这里，道路只会越来越窄，没有多少上升空间。留在这里，她的确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但不会有你异想天开的那些发展。”

我的头更低了，今天的事，我的确调查不够，心血来潮。

“我也不是不明白你说的事业。但人生可以只有事业吗？事业是最重要的吗？如果事业、自我价值和未来最重要，你为什么痛苦那么多年？你为什么总想死？你拥有别人羡慕不来的家庭资源和优异智商，你为什么不珍惜这些？你只需要你妈提供助力，你只需要考个好大学，就算我找你麻烦，你随随便便就能给我弄个处分，甚至逼我转学。你为什么不去享受你光辉灿烂的人生？你谈恋爱做什么？殉情做什么？和你妈吵架做什么？你搞事业去啊。既然你做不到，你怎么能断定我妈——且不说工作等不等同于事业——你怎么能断定我妈有了事业就会有自我，有了自我就会快乐，有了快乐就会谅解，有了谅解就解决了我和她的一切矛盾？”

我一下子被他说服了。

“重视感情和精神世界的不只是你。希望你以后……”他的声音明明还有上扬的急促和情绪的激烈，却刹车般停滞。

我情商低，此刻却能理解他想了什么。今天的我固然提了一个不够客观、不够慎重、不够妥帖的建议，但除了考虑不够、方式欠妥、说话没轻重，他能希望今后的我不要再提意见吗？他可以让我今后不要再评论他的妈妈吗？他可以禁止我今后不要再指出他们母子的任何问题吗？那我就成了彻彻底底的外人。

他考虑了很久，耳边的气息急了又缓，缓了又促，某一秒突然中断，变成忙音。

他挂断了电话。他也逃了。

在这件事上我从不责怪他，这一刻我也原谅了自己。

我们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

可是想着那飘摇不定的未来，想着他说的“随时可以离开”，想着他曾为我跳下的那个窗子，过去的一幕幕又一次接踵而来，我几乎喘不过气。

“你……没事吧？”

我猛地抬起头，我仓促惶恐的样子映在一双黑眼睛里，像个贼。

我竟然忘了我在哪里，在做什么，我忘了他的妈妈就坐在我对面。

她的目光依然冷，防备和质疑中多了一丝打量。

我能理解，换做是我，一定认为对方在装可怜，在博好感，但她只是打量，没有鄙夷和否定。

她对我有过恶意和恶感，并不多，本质上她和他一样善良，不习惯以负面角度猜测别人。

“阿姨。我们继续说……”我低头又抬头，眼角注意到她在玻璃窗上的影子，我惊觉外面的街灯已经亮了，我们坐了这么久，我发呆了这么久。

“你那个师兄……”她不太自在地说，“学心理？”

“我给他打个电话好吗？”我不知道她想了什么，既然她的态度松动了，我不会让她后退，“先问问情况。”

她没点头，也没摇头，我把电话按了下去。

师兄接得很快，语气也没什么意外，也是，出成绩后就要报考，我肯定要找师兄商量他的志愿。

我扼要地说明了情况，只说有个亲戚想心理咨询，我拿出经常放在口袋的耳机给了她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