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圣马洛的夜幕已然低垂。

海风自西北方向卷来，裹挟着腥咸的潮气与让人发颤的寒意。我带上夜间通行证，披上深色斗篷，小心地从昏暗处避开灯柱下踱步的宪兵，沿着小径走向海边。

我只是想知道真相。

那间渔棚伫立在礁石之后，像被遗忘的遗迹，仿佛从未有人在其中生过火、晒过网。木门半掩，缝隙里透出微弱的光，我知道是在等待我的到来。我推门而入，风随我一同穿堂而过，油灯里的烛火鬼魅一样剧烈飘摇，渔棚中的设施只有一张破桌和一个木箱。

他们早已在等待。

两个身影立于灯下，衣衫褴褛，神情却毫不褴褛——一种过早在死亡中熟稔世故的冷漠。其一略显佝偻，却在见到我时扬起了一个胜券在握的笑。

“柯克兰小姐——不，柯克兰医生，您果然按信上的时间来了。”

不是别人，正是我前日见过的西蒙·勒鲁瓦。我后来才从亨利医生处知道，这个人曾是镇上粮站的工头，德国人来后销声匿迹，也是“碎镜小组”*的骨干——一个不受戴高乐指挥，也不归伦敦广播约束的残余抵抗分支。他的搭档抽出匕首，寒光在油灯下闪烁。我本能后退，却听见门后传来轻响，第三人已悄然现身，绳索在他指间缠绕如毒蛇。

“别误会。”勒鲁瓦轻笑，手指抚过搭档手中匕首的刃口，“我们不是来找您看病的。我们只是要您送一个人——一个德国人——下地狱。”

果然如此。但我没有作声。海风吹得斗篷边角猎猎作响，我看着他，我从未如此背离医者本心——我希望我的目光是砒霜，这样他脸上那副讽刺的神色就可以被我注视至腐烂。

“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他念出这个名字时，声音里裹着咬牙切齿的细微快感，“我们知道他与你同住，我们知道他每天几点出门，几点归来。我们甚至知道他为您从军官配给里挪用了牛奶。”

我一哂，“别开玩笑了，勒鲁瓦先生。我不记得我这些天喝过牛奶。我只有两年前从伦敦带来的干柠檬片。而您——理解不了它们。”

他不意我这般反应，向我靠近一步，表情略有些绷不住。灯光落在他眼角的伤疤上，我猜那是他曾被盖世太保抽打时留下的。它们在他的脸上，此时显得越发狰狞。

“他该死，英国小姐。像他那样的军官，他们焚村屠人，把我们的亲人丢进雪地里，像垃圾一样烧掉。更何况，一个阻止暴力的蚂蚁军官，比暴君更难推翻，他救了那条街，玛丽一次次上门拜访他也视若无睹，但签过处决令，而且不止一张。”

我并不否认他的话。但我仍未作声，只是像看苏格兰羊杂碎布丁*一样看着他。

勒鲁瓦继续说：“而您——您是个医生，应该理解什么是‘必要的牺牲’。我看到他在那条街上向您走去的时候，就知道，您可以劝他赴一场注定送命的晚餐，也可以让他半夜踏进这个渔棚。您太低估自己对男人的吸引力了，这简直暴殄天物。只要你把肩膀露出来，我发誓，没人能忍住不咬上去。”

我终于开口，声音冷得像刀：“勒鲁瓦先生，我是个医生，不是杀手。我也不是谁都想咬一口的鸡肉。您设这个局，是误判了我的身份，还是低估了我的职业素养？”

勒鲁瓦没有动怒，只是目光变得危险：“不，小姐。您只是太聪明，以为还能置身事外。但战时没人中立，连耶稣在这片土地上都会被问一句：你是站在柏林那边，还是伦敦这边？”

“我可以不告诉他。”我说，“但我不想介入你们的事，我再说一次，我只是个医生，治病救人，不问来处，不问国籍。”

“要是你愿意配合，我们不会伤你分毫，”勒鲁瓦冷声说，“要是您反抗，就别怪我们换个方法，让他今晚必须来救您。我们这儿从来不缺理由讨厌英国人，哪怕那仗已经打完几百年了。少一个英国人，法国不会塌；在这个时候，法国人也不会为一个英国人掉眼泪。”

他显然不知，有时候预设的陷阱，往往反噬猎人本身。

下一刻，门口猛然炸响——明明是种冰炭不投的正义，却比任何审判都来得及时。海风撞开了渔棚的门，油灯剧烈摇晃，光线凌乱得像被我丢弃的脏污纱布。

然后我看见他——我那位温吞的房客站在门口，手中持枪，但他这一次说话的声音毫无温吞，甚至比呼啸的海风更冷。

他的枪口稳稳对准勒鲁瓦。

“柯克兰小姐——靠近我。”

西蒙·勒鲁瓦来不及指令，另一个人已扑向维尔纳。混乱中，匕首划破空气，枪声骤响，火药味裹挟着油灯的焦味充满狭小的空间。我看见其中一人倒下，肩膀上渗出大片血迹，另一个被维尔纳一记肘击撞翻，压在勒鲁瓦身上。勒鲁瓦欲起身，我已抄起桌上的油灯砸向他，火焰溅起时点燃了他的衣角。

上尉一把扯住我，把我拽出渔棚，冲入夜色中的礁石间。

寒风和海浪声一起撕裂着耳膜。

我们奔向一处狭窄岩洞，脚下是湿滑的青苔与冻硬的海藻；终于，风声被岩石阻挡，徒留我剧烈的心跳与他低缓的喘息交织在沉默里。

上尉松开我的手，虚扶着我坐下来。昏暗的光线里，我一时看不清他的神情，只隐约看到他半跪下来，与我平视。

“您为何会出现在那种地方？您知道那是个陷阱吗？那信……我其实看到了。我没告诉您，是因为我认为，以您的聪明——我没想到您真会去。”

这话让我有些恼，他好像在指责我“以你的智商不该做这种蠢事”；但我不喜欢被戳穿窘迫，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但我知道自己没什么资格辩解，我学不会否认任何具有客观依据的事实，即使否认本身不会带来任何灾厄。

况且——今晚，即使他不来，我也会想办法脱身。

我足够熟悉人体结构，也藏了把折叠手术刀在斗篷内袋里。至于宪兵队——医生随身带手术刀也没什么稀奇的，自圆其说，对于整天和德军打交道的我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他来了，且恰到好处。

路过的船灯偶尔照进岩洞里，我借着它们，看见上尉的目光。他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在士兵们脸上见过的东西——如释重负。可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英国医生，现在又多了一层身份：一个和抵抗者私下联系的敌国公民。

这比猜疑本身更危险。

虽然，我今晚过来，只是想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们为什么接近我，想利用我做什么，或许只是兜圈子找我“帮忙”，又或许只是试探——试探我是否具有“长期主义的可用价值”。

但我没想到他们是想利用我——一个医生——杀人。

和许多战时医生一样，我当然不止一次偷偷医治过抵抗者以及他们的同伴；也在医疗推车和档案袋里协助藏匿过药品，传单和文件；我甚至还滥用职权为他们开具过虚假的处方。大多数人尊重医生的操守与伦理，并不会直白的要求一个医生去杀人，像不会逼迫修女去结婚；但盖世太保除外——他们不能称之为人。

不过我能理解他们的请求。

这个时代，道德和誓言只是可笑的虚妄，只是舌尖上的几个字眼，即使背离了也不会导致任何实质性的后果，损人利己早已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内；坚守规则者往往被规则吞噬，毫无原则者踩着坚守规则者的尸骨登顶为王。这就是现实。

这些想法我并未显露，我不擅长也懒怠自证，更不屑于跟无关紧要的人解释，就只是静静望着他。我的发丝已被夜雨和海风打得湿透，斗篷也撕裂一角，整个人看起来一定狼狈透了，像颗丑陋污秽的石头，而且正被大自然毫不留情地雕刻。

让我难堪的事情发生了：我颤了一下。寒颤，一定是寒颤。绝不是因为卸下对峙后放松的丑态——法国北部秋天的雨太冷了。你们知道那种伴着风的冷有多么入骨，多么让人止不住颤抖吗？

但这还不是最难堪的。

我故作镇定地把湿斗篷撩起来包裹自己的时候，那把手术刀滑了出来，啪嗒一声掉在上尉脚边。而我并不能寄托于海浪的声音来掩盖它。

我一连串的窘迫被上尉尽收眼底。他垂下眼帘，我希望他没有在憋笑。勒鲁瓦那句“你的绿眼睛比任何通行证都管用”又从记忆里飘出来，让我心里一阵恶寒。

不过我猜，他不会把这句话变成现实。

他果然如我所料，什么都没做，只是把手术刀捡起来，放在我斗篷上，而后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柯克兰小姐，今天早上，那个女人找您时……我本不该听见，可我还是听到了。我很抱歉无意间侵犯您的隐私。”

我不说话，悄悄收起手术刀，任静默像一层厚重的雪，压在岩洞的空气上。

过了一会儿，上尉突兀地转开话题：

“柯克兰小姐，原来您不是法国人。我早该想到。您的那杯红茶加了牛奶。我该跟您说英语吗？还是继续说法语？”

“法语。”我说。

我才不要听他一个德国人说啤酒味的英语。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法语很标准，但他如果说多了，就会冒出压不住的德国口音，像在勃良第红酒炖牛肉里突然炸开浓郁的香肠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