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前一个月，我和渊哥的初中生涯已提前谢幕。保送的红纸剪断了悬在头顶的剑，三个半月的暑假忽然摊开，长得让人心慌。

恰逢母亲入院手术。子宫里那些野蛮生长的肉瘤，最终连同温床一起被取出。我守在病房陪护近月，看她对着点滴瓶发呆。“没了这个，还算女人吗？”她望着窗外，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

我气得翻出初中科学课本，哗啦掀到生殖系统那页，指尖戳过卵巢输卵管□□：“这些不是还在吗？”她怔了怔，眼角的皱纹忽然变得柔软，却只别过脸嘟囔：“要死啦，现在的学校教小孩什么东西……”可我知道，那是我第一次在她眼中看见一种介于慈爱与欣慰之间的光。

毕业旅行因此推迟到夏末。我和渊哥选了杭州——那座在我贫瘠的童年想象里，始终蒙着绸缎般光泽的省城。

大巴启动，我兴奋不已：“哇！好高的高速架！”“渊哥你看，富春江！”他被我吵得捂耳朵，嘴角却一直扬着。

然而西湖让我们失望了。从保俶路涌向断桥的人潮里，湖水泛着游客投喂出的浑浊绿意，天空是倦怠的灰白。“还不如我们村口的河。”我说。我们悻悻离开，却意外邂逅浙大玉泉校区。暮色里的红砖楼像沉静的长者，食堂的糖醋里脊裹着晶莹的琥珀光——那滋味我记了很多年，直至今日。

我与渊哥在□□雕像前合影，两张汗津津的脸凑在取景框里。可惜后来手机遗失，照片成了记忆里一个模糊的洞。

第二日的杭州乐园，过山车将我们抛向天空时，我才确定自己恐高。失重感扯出破碎的尖叫，下来后两人腿都发软，趴在栏杆上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