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病院的日子，被切割得一模一样。

起床、服药、吃饭、静坐、睡觉，循环往复，像一圈走不到头的圆。

我越来越擅长“正常”。

医生问话，我会轻声应答；护士递药，我会乖乖吞下，再张嘴示意；集体活动时，我坐在角落，不惹事，不哭闹，表情平静得近乎淡漠。

所有人都以为，我在慢慢好转。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在演戏。

演一个清醒、懂事、渐渐走出阴影的乖病人。

药的副作用时常涌上来，头晕、发沉、手脚发软，脑子常常一片空白。可一到夜深人静，所有的感知又会变得异常尖锐。

我会盯着那扇小窗，一看就是一整夜。

我在算日子。

算离能出去的那天，还有多远。

算离能重回十八楼的那天，还有多久。

父母偶尔会来看我，带着水果和干净衣服。

他们看着我越来越“正常”，脸上会露出一点松口气的神情，仿佛之前那个崩溃的我，从未存在过。

母亲会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说家里的小事，说天气，说邻居，小心翼翼避开所有和钟斌有关的字眼。

我只是听着，偶尔点头，从不回应。

他们以为我忘了。

以为时间和药物，能把那个人从我的生命里抹掉。

可他们不懂，有些东西，不是忘记，是长在了骨血里。

一次探望快结束时，母亲忽然轻声说：“等你再稳定一点，我们就接你回家。”

我终于抬眼看她。

第一次，主动开口，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

“我要回十八楼。”

母亲一怔，眼眶瞬间红了，别过头不敢看我。

父亲叹了口气，轻轻点头：“好，等你好了，我们就回去。”

他们以为我只是想家。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要回的，不是那个冰冷的房子。

是那个能看见整片星空、能靠近他痕迹的天台。

是我和他约定好，最终要重逢的地方。

从那天起，我更加配合治疗。

按时吃药，按时休息，按时和医生谈话，甚至会主动说“我好多了”。

我把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痛、所有疯癫的念头，全都死死压在心底，藏得严严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