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非·风暴守望开始写信，是在从避风港回来的当晚。不是枢密院公函，不是贸易协定附录里那些冠冕堂皇的补充条款，就是信——他坐在军务厅办公桌后，面前摊着一张从药剂室带回来的空白药方便签，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停了很久。措辞改了又改，写废的纸团堆了大半个废纸篓，字迹还是那种有棱有角的丑字，但每一笔都写得比军报更慢，慢到墨迹在纸面上洇出细细的毛边。“雷娅”划掉了，太亲；“阿斯特雷娅小姐”也划掉了，太远；最后落笔是“致阿斯特雷娅小姐”——不是公文抬头，也不是旧日称呼，是他能想到的最克制的、不会让她觉得被冒犯的距离。信很短，只有三行：避风港的海雾对草药晾晒不利，港务局仓库西侧有闲置的防潮隔间，如需使用可由港务长直接调拨，不需要回信。没有署名。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封口时发现指尖沾了墨渍，没有擦，只是看着那团墨渍，然后按下去。

此后每三天寄一封。邮船每周三班，他的信比邮船更准时。哈尔顿每三天在卯时替他把信封放在东翼侍从室的发件托盘里，有时信还带着殿下批军报时染上的朱砂红痕——不是批注，是批完军报后直接拿同一支笔写的，写到一半发现笔尖还有红墨，划掉，重写。哈尔顿把这些细节记在备忘录里：殿下今日致小姐信一封，用蓝墨水重誊两遍，未饮安神茶。每封信都只有寥寥几行，从不提过去，从不提感情，从不提那日在避风港港口她对他说的“我已经开始新生活了”。他写薇柏岭最近的天气，写哈尔顿把铜手炉擦得比军号还亮，写紫藤开了比去年早了几天，写药剂室窗台上的雪见草又发了新芽。有一封信格外长些，他写道——多罗斯最近在学东方草药，把你的那本《东方药典》旧版还是她之前藏起来的那册读了好几遍，把薄荷认成了留兰香，她让我告诉你，她没有撕书。最后一行又被墨涂掉了，涂掉的笔画依稀能看出一个“盼”字。他把自己的回信地址写在信封背面——王都，东翼，军务厅转药剂室。那是她以前的药剂室，不是他的军务厅。哈尔顿注意到殿下每次写回信地址时笔会在“药剂室”三个字上多停几秒，那不是犹豫，是惯性——写了几千份枢密院公函的人，只有在写这三个字时才会把笔压得那么慢。

她从来不回信，一封都没有回过。但他每周都能从维特那里听到她的近况：她最近在给码头工人调新配方的风湿膏，薇柏岭的生活一切照旧，莉塔又掉了一颗牙。他每次听完都点点头，然后继续写下一封。他曾经在枢密院连着驳回过六份财政预算，但从未因为收不到回音而停下，只是在每封信末尾加上同一句话：不需要回信。这句话不是请求，不是策略，是他知道自己还没有资格收到回信，但他想让她知道，他不期待她做任何事——包括原谅。第九封信寄出后，维特从薇柏岭回来，带了一小包干洋甘菊，没有署名，没有字条，只是用油纸裹着，系了一根旧麻绳，和当年她在药剂室包给病患用的草药包一模一样。奥非把油纸拆开看了很久，然后把那包洋甘菊放在青釉杯旁边。当晚他写信时笔尖比平时更轻，没有问维特这包洋甘菊是给他的还是顺便，只是在信的末尾添了一句——今天收到了一包洋甘菊，泡了一杯，比避风港以前的味道更清。还是没有署名。他把信折好放进信封，窗外紫藤正被夜风梳得轻响，铜手炉在门把上微微发烫。哈尔顿在记事簿上写：殿下今日饮茶正常，洋甘菊非薇柏岭品种，殿下的茶渍在杯沿抿得比平日略浅，小姐赠的花草干已分装入罐，标签待签，殿下未用钢笔，留在桌上。

而海对岸，雷娅·阿斯特雷娅早在四年前便回到了薇柏岭。她在避风港只住了半年——带莉塔看了港口落日和哥哥偷过威士忌的码头，帮独臂工头调了几罐风湿膏，又给港口那家老药铺重新整理了药柜，便收拾行李回到了那片蒲公英比任何地方都茂盛的土地。此刻她推开诊所的木窗，晨雾还未散尽，港口方向传来熟悉的汽笛声，今天有邮船靠岸。窗台上那只旧青釉杯里泡着新摘的薄荷，她端起来喝了一口，目光落在桌上那份刚送来的草药订单上——订单是王都枢密院寄来的，不是军务厅，不是贸易署，是枢密院直属卫生委员会，措辞公事公办，正文只列了二十三种常用药材的名称和数量，附录却长达三页。她翻到最后一页，果然在备注栏找到了那行手写字，字迹有棱有角，丑得很稳定：“薇柏岭近日多雨，洋甘菊宜密封。附北境防潮炭一箱，非军需品，不记账。”没有署名，她用指尖轻轻划过那行字，然后合上文件夹，继续碾今天的薄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