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离离开后的第三天，安宁没有出门。

她把画廊的钥匙寄给了小周，发了一条消息说“我这几天不去，你帮我看着”。小周问她怎么了，她说“感冒了”。她没有感冒。她只是不想动。不想说话，不想见人，不想做任何事。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从早上盯到中午，从中午盯到晚上。天花板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条干涸的河流。她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道裂缝。她从来没有注意过很多事情。比如窗外的银杏树是从哪一天开始落叶的，比如母亲做饭的时候会哼什么歌，比如哥哥的画室灯是几点熄的。

她一直在注意别的事情。陆离有没有受伤，陆离有没有吃饭，陆离有没有笑。她注意了他十五年，从八岁到三十岁，从柴房到天台。她以为只要她足够努力，就能把他从那个黑暗的故事里拉出来。她以为只要她一次次穿越，一次次挡在他面前，一次次在光芒吞没之前说“下次见”，他就会好起来。他好起来了。他的腿好了，他的公司成功了，他笑了。他学会了等一个人，学会了信一个人，学会了爱一个人。他学会了在告别的时候说“下次见”，而不是“再见”。因为“下次见”意味着还有下次。而他来现实世界看她，说“我来是为了告别”，说“你很好，那我就放心了”，说“这一次，换我来保护你的幸福”。

他把“下次见”改成了“好好活着”。

他不再说“下次见”了。

安宁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哭的，也许是刚才，也许是几个小时前。她分不清了。这三天里，她哭了很多次。有时候是因为想起他说“你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有时候是因为想起他站在银杏树下被灯光笼罩的样子，有时候是因为想起他消失前说的那句“下次见”——明知道不会再有了，还是说了。他习惯说“下次见”，就像她习惯穿越、习惯救他、习惯在每一句“下次见”之后说“好”。现在她不知道该对谁说了。

母亲敲门的时候，她没有应。

“安宁，吃饭了。”母亲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很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怕碰碎什么的那种轻。

“不饿。”

“你一天没吃了。”

“不饿。”

门口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母亲说：“那我放在门口。你想吃的时候出来拿。”脚步声远去了。安宁听着那脚步声，一步一步，踩在走廊的木地板上，发出轻微的吱呀声。那声音她听了一辈子。小时候她刚来这个家，晚上睡不着，就会听走廊里的脚步声。父亲的脚步声很重，像打鼓。母亲的脚步声很轻，像猫。哥哥的脚步声最特别——因为他的腿不好，走路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拖，像一支笔在纸上画了一道长长的线。她听着那脚步声，就知道谁在外面，谁路过她的门口，谁停下来想敲门又没敲。

现在，母亲的脚步声停在了楼梯口。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然后下楼了。

安宁闭上眼睛。她不想吃饭，不想说话，不想见任何人。她只想躺着，想陆离。想他说“你的世界很好”时眼睛里的光，想他说“你不应该放弃这些”时声音里的认真，想他说“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时嘴角的笑。那个笑她见过很多次。十六岁生日，他说“你来就好”的时候，笑过。十八岁，他问“我能抱你一下吗”的时候，笑过。二十五岁，他说“我爱你”的时候，笑过。但那天的笑不一样。那天的笑里没有期待，没有等待，没有“下次见”。那是一种“我终于看到了我想看的，我可以安心了”的笑。

她想起陆离站在银杏树下，路灯的光落在他脸上。他瘦了，比上次穿越时瘦了很多。他的颧骨更突出了，眼窝更深了，嘴唇干裂，手指上全是茧。但他的眼睛很亮。那种亮不是兴奋，不是激动，是一种很安静的、很深的光。是那种“我看到了我想看的，我可以走了”的光。

他说“你的世界很好”。

他说“你不应该放弃这些”。

他说“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但你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

安宁把脸埋进枕头里，哭出了声。

那天晚上，墨渊来了一次。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停在门口——那支笔在纸上画了一道长长的线，然后停了。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不会敲门了。然后他敲了。三下，很轻，每下之间隔半秒。

和她敲他画室门的节奏一样。

“安宁。”他的声音有些哑，“你睡了吗？”

她没有回答。

“我知道你没睡。”他说，“我听到你在哭。”

她没有回答。

“安宁。”他又叫了一声，声音更低了。

她还是没有回答。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什么？说“我没事”？她有事。说“你别担心”？她不想让他担心。说“你走吧”？她不想一个人。她什么都不想说。她只想躺着，想陆离。想他说的每一句话，想他做的每一个表情，想他消失前那个吻——很短，不到三秒，但她的嘴唇上还留着那种凉凉的、干干的触感。她不想洗掉它。她不想洗脸，不想刷牙，不想做任何会洗掉那个吻痕迹的事。

“安宁，”墨渊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我把《逆命者》停了。”

她的眼睛睁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