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收到家中两封急电，字字如炸雷在心头滚过 ——“母病危，速回”。

可真见着母亲，那 “病危” 二字竟烟消云散。她含着泪摩挲我掌心磨出的厚茧，絮絮念叨，说我三年未归，就怕我在乡下娶回个烧柴妹。这也是知青父母们最悬心的事。我压在心底的困顿与委屈，却像一包受潮的烟，掏不出，也燃不着，只能闷在肚里，连半句抱怨都吐不出来。

两天后，我去医院补牙。年纪轻轻便说话漏风，活像个自带笑点的漏风葫芦。

更让我吃惊的是，病历首页的姓名、性别、年龄旁，竟多了一栏 “成分”。这辈子最怕填表，没想到补颗牙，还要论出身。

天生的犟脾气被这点火星一撩，噌地冒了火。我抓起笔，在 “成分” 栏狠狠写下 “黑五类”。心底的火噼啪作响：我倒要看看，还能长出爪子挠人不成？

医生接过表格，转身摘口罩的动作，像扯下一层严肃的面具。他朝我摆手，那意思比 “禁止通行” 的牌子还要明白。我猛地从治疗椅上坐起身。他摇着病历本哗啦啦响，像台喘不上气的蒸汽机车，呼哧呼哧对着我斥，我 “不符合基本条件”，竟把补牙当成了只发给 “根正苗红” 之人的福利。

一场唇枪舌剑就此爆发。走廊很快挤满看热闹的人，如同赶集。

那牙科医生倒是立场坚定，可惜嘴笨得像没上弦的发条玩具，半天拧不出一句利索话。我肚里的《语录》滚瓜烂熟，虽是以一敌三，却句句打靶般精准，次次戳中他们的哑穴。几番交锋，都把对方噎得哑口无言。

可他们三人一拥而上，像抬牲口似的把我从椅上拽下来，连人带病历往楼顶的 “革委会” 拖。不讲武德。直到我的脸被死死按在桌面上，贴得能数清木纹，嘴里的抗议才像被掐灭的烟头，彻底没了声息。

最具戏剧性的，是这场闹剧的收尾。

医院打电话通知了父母单位，让家人来领人。对方还问我母亲：“这孩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 母亲只说，我是下放酉阳三年没调回来的知青。

“三年？那地方可是……牙是大山里摔的？听说还有野人抢媳妇生娃？” 他们看我的眼神，活像见着九死一生、从十八层地狱里爬出来的活物。

再没人瞪眼，再没人指责。不多时，补牙竟成了 “特殊照顾”，我被重新扶上治疗椅。换了位头发花白的女大夫，补完牙还拉着我母亲低声叮嘱：“要注意，多上心。” 那体贴模样，比我亲姥姥还细致。

我身心俱疲，狼狈不堪。心头的火气早已熄灭，只剩一堆湿漉漉的冷灰。算了，不惹事。是非对错，在我这里早已成了被踩扁的废纸，半分分量都没有。

……

我出门闲逛。临近中午，街上行人稀疏。马路对面，便是庄严肃穆的红岩革命纪念馆大门。

纪念馆内著名的 “八十八步梯” 旁，是我下放前只读过半年的中学。我还记着那棵听过我们念书的大构树，那堵贴满大字报的砖墙，尤其记得语文老师写的那篇“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果然，“暴风雨” 如期而至：大批判、大串联，火车上的 “外调人员” 比赶场的商贩还要多。为了职工档案里一句陈年旧事，他们追查得比寻自家祖坟被盗还要上心。后来运动愈演愈烈，怕是最会编戏的人也得挠头 —— 这哪里是暴风雨，分明是毁天灭地的滔天海啸，荒唐到后世都不敢相信。

正愣神间，身旁停下一个路人。我俩同时看见，路边货车底下，一线液体正慢悠悠向路边渗去。车上的大油桶圆鼓鼓的，像一群蹲在那儿打盹的胖小子。

一个中年男人蹲下身，手指蘸了蘸，先凑到鼻前一闻，再放进嘴里一尝，眼睛瞬间亮了，如同发现新大陆。他索性趴在地上，舌头伸得老长，吧唧吧唧舔了起来。很快又围过来几人，也跟着趴下。其中一人兴奋地叫嚷：“是菜油！好东西！” 他们跪在满是污垢的地上，舔得那般香甜。

……

二队知青小张比我更早回城来，还带着那位曾 “千里寻哥” 的 “亲妹” 来看我，两人黏得像扯不开的麦芽糖。

“亲妹” 比从前消瘦许多。我忽然想起小张曾说 “人乳是甜的”，还有他村里从粪坑捞起的死婴，心里猛地一沉，莫名替他们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