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吴十三岁那年秋天，开始正式替母亲跑腿送画。

吴妗同的身体那时已经大不如前。多发性硬化像一条看不见的藤蔓，缠绕着她的中枢神经，从腿蔓延到腰，从腰蔓延到手。她握笔的时间越来越短，从一天四五个小时缩短到两三个小时，再缩短到一两小时。有一些日子，她甚至完全没有力气抬起手臂，只能靠在轮椅里，看着窗外的天从亮变暗。

但她还是在画。画得很慢，很用力，像在跟什么东西搏斗。

柏吴第一次独自送画去雾满拦江，是一幅画了三个月的山水。吴妗同把画装在一个深灰色的硬纸筒里，纸筒两端用胶带封好，在封口处签了自己的名字。她把纸筒递给柏吴的时候，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病。

“送过去，跟梁平之说，这幅画不卖，先存着。”吴妗同的声音沙哑。

柏吴接过纸筒，背在肩上，骑了二十分钟的自行车到雾满拦江。梁平之正在展厅里布置一场新展览，听到门铃响了，从梯子上下来，拍拍手上的灰，接过纸筒，当着她的面打开。画幅不大，四尺三开，画的是一片远山、一条近水、几棵疏落的树。山是灰蓝色的，水是空白的，树是赭石色的，整幅画像一首没写完的诗，停在最安静的那个字上。

梁平之看了很久，把画小心地卷回去，在登记簿上写了两个字：“存库。”

然后他问柏吴：“你最近画什么？”

柏吴愣了一下。以前她来送画，梁平之从来不主动问她的画。她以为他不知道她画画的事，或者知道了也装作不知道。她犹豫了一下，从书包里掏出速写本，翻到最近画的那一页——是一匹站在雨中的马。

她那天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下雨了，没带伞，站在路边的小卖部门口避雨。雨很大，路上的车都开得慢，一辆运马的卡车从她面前经过，车厢里站着一匹红棕色的马，淋着雨，眼睛半闭着，像一个有秘密的人。那画面在她脑子里定格了，晚上回到家她就画了下来。

梁平之接过速写本，低头看了一会儿。展厅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外机嗡嗡的响声和远处街上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柏吴站在他面前，心跳得很快，手心发潮。

她知道他没有义务看她的画。他是艺术中心的老板，是母亲的朋友，是一个跟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成年人。他完全可以像其他长辈一样，扫一眼，说一句“画得不错”，就把话题岔开。

但他没有。

“这幅画，”他指着那匹马的眼睛，“你画的是它的眼睛。”

柏吴点点头。她知道他在说什么——她画的是那只眼睛里的光。不是马的眼神，是雨滴落在它睫毛上时折射出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光。那光很小，小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但梁平之注意到了，也注意到了柏吴的观察能力和思考。

他说：“这幅画先放在我这里。有人问我收不收，我再联系你。”

柏吴张了张嘴，想说“真的吗”，又觉得说出来就显得太急切了。她深吸一口气，说：“好。”

她没有问价格。她那时候对钱还没有概念，只知道家里不是没有钱，但妈妈把所有的钱都管得很紧。家里的伙食简单到近乎寒酸，她的衣服永远穿到起球才换，用来画画的纸和颜料也是能省则省。她不知道妈妈把钱花到哪里去了——后来她才知道，那些钱大部分都变成了药费。

梁平之把她的速写本还给她，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小叠干净的画纸，白色的，质地光滑，比她平时用的那种厚很多。他把纸叠整齐，用一根细绳捆住，递给她。

“用这个画，”他说，“你以前用的纸太糙了，留不住墨。”

柏吴接过那叠纸，手指触到纸张表面的时候，像是摸到了丝绸。她把纸夹在胳膊下面，说了声“梁叔再见”，推门出去了。

走出雾满拦江的大门，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竹叶的清香。柏吴扶起停在门口的自行车，把纸筒绑在后座上，把那一叠画纸小心地放进书包最里层，然后骑车回家。

骑到半路，她忽然停下来，站在路边，把那一叠纸重新拿出来，翻到最上面一张。白色的纸面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像河面上那片水汽，薄薄的，亮亮的，抓不住，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她想起梁平之刚才看她的画时的那张脸。没有过多的表情，没有夸张的表扬，甚至连一个笑容都没有。但那一瞬间，她觉得这个世上多了一个愿意认真看她画的人，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让她高兴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