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节持续了三天。柏吴每天去展位帮忙，卖画，给来看画的人讲解她的创作思路。她不擅长跟陌生人说话，尤其不擅长介绍自己。每次有人问她“这幅画想表达什么”，她都会停顿几秒钟，然后说一句很短的话——比如“奔跑”，比如“安静”，比如“等”。梁平之在旁边听着，没有纠正她，也没有替她补充。他知道她的风格就是简洁，简洁到近乎寡淡，就像她的画一样，不留多余的墨。

第二天下午，展位来了一个让柏吴意外的人。

不是江为。是一个穿着冲锋衣、背着大登山包的男人，皮肤晒得黝黑，脸上的线条比半年前更硬朗了。他站在展位前，看着墙上的一幅画，看得很认真，认真到柏吴以为他是来买画的。

“梁哥？”

梁实之转过身来。他瘦了，也黑了，眼角的细纹比之前多了几条，但精神很好，眼睛里有一种以前没有的光。那种光不是兴奋，是坚定，像一个人在长路上走了很久之后，终于看到了路标，知道自己没走错。

“你怎么回来了？”柏吴站起来，拉了一把椅子给他。

梁实之放下登山包，坐下来，从包里拿出一瓶水喝了一口。“省城的事办完了，回来看看。”他没有说“办完了”具体是什么事。柏吴也没有问，但她注意到他手上的老茧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修车磨出来的，在掌心和大拇指根部，厚厚的、粗糙的；现在手背上也多了一些疤，新的，还没完全愈合，像是被什么东西刮过或者磨过。

“你去攀岩了？”柏吴指着他手背上的疤。

梁实之低头看了一眼，把手翻过来，像是第一次注意到那些疤。“嗯，在省城报了个俱乐部。”他说得很随意，像在说今天吃了什么饭，“攀岩、越野跑、滑翔伞，都玩一玩。”

柏吴看着他，觉得他变了，但说不上来具体变了哪里。也许是他说话的方式——以前他的话语里总是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怕唐突了谁的客气，现在那种客气淡了，不是说没了，而是退到了更后面，像潮水退去后露出的沙滩，比以前更开阔了。

“好玩吗？”柏吴问。

梁实之想了想。“不是好不好玩的问题，”他说，“是??有时候你得把自己逼到极限，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做的。”

这句话不像他会说出来的话。以前的梁实之不会用这种语气说话，他更喜欢用行动代替语言，用客气代替距离。现在他的语言里多了一些重量，少了一些客套。柏吴不太习惯，但觉得这样也很好。

“你呢？”梁实之看着墙上的画，“最近画得怎么样？”

“还行。”柏吴说了这两个字，然后想起母亲也是这样评价她的画的，心里有些微妙的感觉。

梁实之在展位前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走了。走之前他买走了那幅黑马的画——不是做样子，是真的付了钱，用手机扫码，三千二，一分不少。柏吴要给他打折，他说：“不用，你的画值这个价。”他把画小心翼翼地卷好，塞进登山包里，说了一句“我去看看你妈”，然后走了。

柏吴站在展位后面，看着他的背影穿过人群，消失在场馆的出口。她觉得梁实之的包比以前重了很多，身体却比以前轻了很多，像一个装了铅块的氢气球——沉，但总想往上飘。

第三天，艺术节闭幕。下午撤展的时候，梁平之在清点画作，发现少了一幅。不是被偷了，是梁平之自己卖掉的——那幅《滩涂上的白马》，柏吴最早画的那一批作品之一，被一位来自省城的藏家买走了。藏家姓什么，柏吴没记住，她只记得对方说了一句话：“这幅画让我想起小时候做的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