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一方的脸上闪过一丝什么——不是愤怒，不是尴尬，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人预料到了会被拒绝，但真的被拒绝了之后，仍然会觉得疼。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她。

“这是你母亲的一些画作的清单，”他说，“我想给她办一个纪念画展。她在世的时候没有办过个人大展，这是一个遗憾。我想补上。”

柏吴没有接那个信封。她看着他的手——那只手比她记忆中苍老了很多，指节粗大，皮肤松弛，指甲修剪得很整齐，但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她盯着那只手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眼睛，看着柏一方的脸。

“你走吧。”她说。

她关上了门。

门关上的那一刻，她听到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然后脚步声慢慢地远了。她没有靠在门上，没有哭，没有发抖。她只是站在那里，手还放在门把手上，指节发白。客厅很安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把空着的轮椅上。轮椅的扶手上搭着那条灰色的毛毯，叠得整整齐齐的，像在等一个人回来。

柏吴松开把手，走回画室，继续整理那些画。她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那种愤怒不是炸开的，是慢慢渗透的，像墨水滴进清水里，一圈一圈地扩散，直到整杯水都变了颜色。她觉得恶心。这个人，在她母亲活着的时候不肯承认她的存在，不肯来看她一眼，不肯对她的人生负哪怕一丁点的责任。现在母亲死了，他来了。来干什么？来办画展。来用母亲的画为他自己博一个好名声——“柏一方为前妻举办纪念画展”，新闻标题她都能想到。人们会说他有情有义，会说他对逝者念念不忘，会说他是河市商界难得的有情有义之人。没有人会记得他对吴妗同做过什么，没有人会记得他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女儿。

没有人会记得柏吴。

她把手里的画放在桌上，走到窗前，推开窗户。秋风吹进来，凉凉的，带着梧桐树叶干燥的气味。她大口大口地呼吸，想把那股从胃里翻涌上来的恶心压下去。窗外的梧桐树正在落叶，金黄色的叶子一片一片地飘下来，像一封一封没有收件人的信。她看着那些叶子，想起母亲生前最喜欢这棵树，说她刚搬来的时候这棵树还很小，现在长这么大了。柏吴那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懂了。母亲在说时间。时间过去了，树长大了，她老了，病了，死了。时间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缺席而停止。

柏吴关上窗户，回到桌前，继续整理那些画。她的手不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