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五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趁着休息的空当，我读完了黑塞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两个少年的名字仿佛代表着德意志的两种极端人格，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理性与感性，现实与浪漫，父性与母性。我想这十年来不会有比这更好的书了。“一个负有崇高使命的人，即使在生活狂热的混沌中沉溺得很深，浑身糊满血污尘垢，也不会变得渺小和卑劣，泯灭心中的神性；他即使无数次迷途在深沉的黑暗中，灵魂的圣殿里的神火仍然不会熄灭，他仍然不会丧失创造力。”幸好，即便我们每天被迫去做自己从前死也不愿做的劳动，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依旧没有消失。子弹与手术刀可以杀人，也可以是守护生命的武器。鲁道夫，我们未来的路看似已经被决定，并且我相信你和我都没有什么成为“义士”和“革命者”的觉悟。可是我们两个的身份，是无论哪一个时代都必须存在的，只要我们的同胞还需要我们，这就够了。

我的劳动役不出几天就要结束，索菲·艾哈德按照约定为我写了不错的实习评价——当然了，对这里的情况闪烁其词。可不要天真的以为，这些大言不惭将犹太人定义为“劣等种族”的医生和军人们会将他们干的勾当光明正大的摆到台面上来说，就算我们的广播、演讲已经将犹太人贬的一文不值，刽子手们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体面。他们对我还算和善，教我挺多东西，有时甚至还会关心我的日常生活。可是，我竟然迫切的希望这里会发生些什么，你知道，那种“毁灭性的事件”。该被送进焚尸炉的是这群“猎手”才对，不是吗？

马克西米利安也许没有在他的战友中发现同性恋，我却在犯人中发现了这样的身影：毒气室中两个男人的尸体，谁也无法将他们分开。如果“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bis der Tod uns scheidet）”这句宣言也适用于他们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尊重他们的恋情呢？

H.W

第九十六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昔日在文法中学的同学，沃尔特·林登，似乎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我的工作地点。早上起来我收到了他托人送的一大束百合。他的礼物相当的不合时宜，如果进来瞅瞅的话，他就会知道鲜花和断肢残体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了。当然了，花束里还有一封信，附了一张照片：他在巴黎的多赛尔码头，穿着正装，戴着单片眼镜，和军人的身份似乎完全脱离了干系。如果他真的找到了更好的职业，我倒是挺为他感到高兴。沃尔特的兄弟是达豪集中营的守卫，比他要高大许多。这位穿着党卫军制服的青年尽管表面上挑不出什么毛病，我却对他甚无好感——要知道稍微有点良知的人都不会选择在这里长期工作，这条定律适用于所有人，讨饭都比屠宰场的差事体面的多。

啊，距离我的劳动役结束的时间已经能够以小时来计算了，可是我的心中对这里的仇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相信我，这桩由少数人犯下的滔天大罪总有一天要由我们全体德意志公民偿还，其中包括你和我。走出这所人间炼狱并不意味着我从此就和这里再无干系。相反，如果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可以默许这一切的发生，就等同于默许终有一天别人将以这样的方式剥夺自己的生命。我们能做什么呢？盼望迟来的正义吗？不，将杀人犯送上绞刑架无法让被害者复活，这一切本来就不该发生，我们不该允许它发生。

最后一次，我穿着整洁的护士服，去果园散步，去陶瓷厂看看堆在一起的新制陶坯，去铁丝网附近有阳光的地方，看被剃掉头发的妇女们编制地毯。如果说这将会是我数十年也无法摆脱的噩梦，那么我将会去拥抱它，用自己的躯体去堵住历史上这个丑陋的黑洞。这里是索多玛，是蛾摩拉，没有任何一个义人会出现在这里。即便罗得的妻子在逃离时不曾回头，那业火燃烧的景象又岂是轻易能够被忘记的？

天主垂怜！命运在我还太过年轻不足以理解善与恶时，便把我丢进了深渊。看着日趋强大的德意志，我的心里无比的骄傲。然而屠杀同胞难道是通往复兴的道路上必修的一课吗？如果我们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次迷失了方向，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

H.W

第九十七封信

亲爱的鲁道夫：

我已经回到柏林，今天这班火车人有些多，我已经好久没有闻到过“活人”的味道了。我从弗雷德里希火车站出来，乘坐有轨电车回家。你能体会这样的心情吗？我们可爱的柏林，空气又干燥又清新，到处都是穿着体面的行人。电车路过菩提树下大街，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咖啡店享受一个慵懒的下午，印度红茶和杏仁饼干，最好还有蜜饯。这封信是我在颠簸的车厢里写的：一个带着行李的姑娘将信纸放在膝盖上奋笔疾书，乘客们一直在侧目。我没有告诉父母今天要回来的消息，他们不见得这个时间段会待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