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0日

我，马克西米利安·乌尔里希·韦廷，四年前的今天，我于布伦瑞克的空军学校正式入伍，开始了军官训练。

我出生于1918年，战争刚刚结束，马克是一堆废纸的年代。父亲从战场上回来，重新拿起钢笔和书，前去耶拿进行学术研讨会时，甚至找不到一件体面的衣服。母亲没有奶水，我在她怀里发出嘹亮的哭声。我们祖上富裕，却请不起佣人，徒守一座空壳一般体面的宅子，连火炉也舍不得生。大街上到处是失业者，战争造就的残疾人，孤儿，波兰逃难过来的穷鬼，靠着马车和铁路去往波鸿，埃森一带打工。

对一个婴儿来说，如果他/她在出生时有思想，多半会说：“我生在错误的时代。”以后的日子，父母说起我的诞生时，毫不掩饰脸上的欣喜，就像他们不掩饰那时的动荡和艰苦一样。这让我坚信：对于他们来说，我是伴随着和平一起到来的珍宝。

我爱父亲和母亲，但我这件“珍宝”总让他们失望。长大一些时，我在家奔跑时撞倒祖父母留下的珍贵摆件，将父亲的水杯打翻，在鞋里灌泥巴……从出生至今，我的精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许多年轻人也许和我一样，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和操纵这些精力，像撒旦的坩埚，神经质、暴躁、力量无穷、冲动、固执，源源不断的涌出来。直到我成为一名军人，这样可怕的本能好像有了发泄的出口，但“服从”不能成为解释我行为的词，“支配”才是，我让源源不断的精力有序地朝着一个方向流逝，那就是战场。

在我三岁的时候，海茵莉凯出生了。那时生活条件已经逐渐有了起色，我的妹妹终于不用在脱离娘胎时就被饥饿和寒冷围绕。她像极了母亲，这两位女性身上都有着让我无条件去爱她们的东西。海茵莉凯几乎不会哭闹，多数时候，她戴着毛线织的无边帽，坐在摇篮里，用她青色的眼睛看着我。那种眼神能让我一下子安静下来。

沉默寡言的性格伴随了海茵莉凯十九年。“专注”，这种我到了将近成年时才找回的品质，她从生下来就有了。父亲对她近乎溺爱，她的整个人格（dasein）就是父亲的翻版。她读儿童版的历史杂志，学习钢琴和绘画，喜欢巴洛克三杰的作品，鞋子上毫无尘土。这样的女儿，无论是生在国王还是农民家，都让人知足。

然而，别人对韦廷家两个截然不同的孩子，评价只有一个词：古怪。

海茵莉凯说：相互歧视往往是最好的状态，既不是虚情假意的友谊，也不是“这个偏要消灭那个”的悲剧——您不喜欢我，而我也未必看得起您，我们对彼此来说都是尘土。

要是她愿意多说几句话，谁都会喜欢她。

童年和少年时期，一家人互相的态度都是礼貌的，不过分亲近的。父亲有着学者的矜持，母亲忙于家里的日常事务。海茵莉凯尊敬我这个兄长，尽管我时常挂着打架斗殴的伤，以最失体面的方式站在家门口。

韦廷家的长子是个大麻烦，在达勒姆地区的所有人家都知道。我用猎枪射击信鸽的事情也许直到今天还被那可怜的主人怀恨在心，说我没有恶意那是胡扯——我们的祖先被逐出伊甸园后，“恶”这种东西就根治在人类的本性中了，我始终坚信这点，但我无法解释自己出于怎样的动机，是好奇吗？可我对父亲桌子上的值钱文件一点也不好奇，密密麻麻的组合词让我头疼恶心。

后来我在训练中因为事故失去了一位挚友，他祖父是犹太人，但母系血统纯正，因此勉强算是通过了入伍审查。他有一头和我一样的金发，我喜欢叫他“犹太杂种”，还和他打过两次架。他极其狡黠聪明，遇到恶劣天气和气流时，握驾驶杆的手一滴汗也不出。他不招人喜欢，除了我之外没有朋友，我也十分珍视他。我的挚友在一次荒唐的设备故障中，永远停留在了十八岁。那天我驾驶一架实习机前往另一个城市进行巡视，回来时已与他永别。脑浆与血的混合物，一种诡异的粉色，他的四肢已经粉碎，勉强用木条和纱布固定住。这种视觉冲击使我下意识捂住了嘴，呕吐感和钻心的难过袭来。

我像个受伤的野兽一样，痛哭着醉倒在出事的那片旷野，指甲缝里夹着泥土，醒来被关了一星期的禁闭。之后类似的事情还有好几起，我对同伴的死逐渐变得冷漠。

后来我开始了长期的飞行任务，去巡视美丽的祖国，蓝色的湖泊，深绿色的森林，教堂塔顶，我的眼睛被这些鲜艳的颜色刺的直流眼泪。高度在上升，空气稀薄，却满是自由的味道。

我放不下海茵莉凯，她被医学院录取时我激动的将私藏的酒全部分给了好友们。她前往达豪实习时，我的心里开始出现了莫名的心慌。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必须去看她。关于那个地方可怕的谣言在军队里传播，而此时我的导师将一个消息悄悄透露给了我：那场带走了“犹太杂种”的事故，实际上是一场谋杀。这不禁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谎称母亲在慕尼黑游玩期间生病住院，需要前去探望，连夜去了达豪，见到了我的小妹妹。

我收获了一堆可怕的真相，和一个被恐惧和绝望逼到深渊的姑娘。在那之后，当局一度试图将她灭口。而对波兰的战争已经打响，我匆匆写了遗书放在我的储物柜中，并收获了我的第一，第二，第三架战果。敌方飞行员第一架确认阵亡，我为此感到羞耻：对方并不一定和我一样，也许他还盼望活下去，对生活有热切盼望的人，是不可能比亡命徒还要好战的。战友们怂恿我将战果刷在机翼上，我这样做了。这时父母已经带着奄奄一息的海茵莉凯从监狱中出来，她受到怎样的虐待，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一无所知。

我又一次的请了假，赶去看她的路上。请假很顺利，上级害怕我将那场谋杀捅上军事法庭，他警告我：“马克西米利安，如果你还想在军事学校待下去的话……没有比你更适合这里的地方了，换句话说，你不适合这个社会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

我的暂时休假让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而我只是从一个悲剧现场奔赴另一个，精疲力尽，眼睛发红。我穿着体面整洁的空军常服，但灵魂已经接近破碎。我想我的忧郁症越来越严重了，海茵莉凯还在医学院时给我包了不少阿司匹林，我试图用它们缓解一切疼痛，包括精神上的。说起阿司匹林的发明者，很可能又是一个迫害犹太人的故事。我不会因为种族问题去看轻谁，伤害别人的我们，迟早一天会被清算。单纯的死亡并不让我畏惧，或者不如说，我在等待着死亡，能让我变成一堆光荣的骸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