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人，下场怎样，都在合情合理之中。但海茵莉凯，她不该。

父母尽最大的努力将她保释。她脸色煞白，头发糟乱，骨瘦如柴，躺在病床上输液。我说：“抱歉，我要出去抽根烟。”医院的味道使我鼻酸，我跑出了住院楼，蹲在地上像一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这几个月，我在前线颠倒日夜，一次飞行数小时，休息片刻又要出航，四肢酸痛肿胀，我在为这个国家卖命。公义却从未降临，仍有人伤害我的至亲至爱。

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回去吧，”他说，“回家去睡一觉，之后就坐火车回你的中队去，你太累了。”

我掏出口袋里的小瓶威士忌，喝了一口镇定下来，回到病房向母亲告别。海茵莉凯依旧不省人事，和死了没有两样。我亲吻了她的脸颊，闻到了铁锈和血，还有常年不见光的地窖的味道，我的眼睛又模糊了……

能够负重长跑二十公里的我，现在也不一定能走回家。我叫了出租车，路过面包房时下去买了肉桂卷和油炸果酱面包。到了家中，还来不及吃点东西，便沉沉的睡了过去。

我梦见海茵莉凯站在院子里指着我说：“别杀鹅！”可我已经杀了这可怜东西。我朝她喊：“烧些开水来，去了毛我们就烤了它。”我回家的时间不多，想做些事情让家人高兴。她看见烤好的鹅，高兴的将石棉手套递了过来，好让我方便从炉中取……

我还梦见了“犹太杂种”，他说：“马克斯，我想认识你的妹妹。”我给了他一拳。

第三个梦，达勒姆文法中学的督导对我说：“韦廷先生，您这样的流氓，进了军队是会被枪毙的。”这句话让我高兴的手舞足蹈：虽然这样的话不怎么中听，但至少我可以上军校了……

柏林的天气很冷，在家的日子我一直发烧，卧床不起。病好之后我的假期也差不多结束了。海茵莉凯的房间一直保持着她刚从海德堡回来时的样子：大衣架子，皮鞋，厚厚的医学书，香膏，嗅盐，墨水瓶……我挑了几本小说给她带去医院，顺便向她告别。她坐在病床上，吃着母亲带去的牛肉汤，眼窝深陷。临走时我拥抱了她，不敢用太大力气，怕一不小心就把她捏碎。我害怕听到任何一位家人的死讯。我说：“好好活着，海莉，战争结束前你什么也不要做。”柏林应该不会成为战场——如果真的有那一天，我们的千年帝国大概也算走到尽头了。

在那之后我被派遣到威斯特法利亚，靠近荷兰与比利时。从亚琛的郊区，可以步行穿过边境，一支烟的功夫就算出国了。这些邻国在地图上被划成了许多片区，由我们的飞行员中队分头执行轰炸任务。我负责的那一片是工业区，黑烟从高高的烟囱中袅袅升起。完成任务返航时，我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厌烦和空虚：我的工作不是价值创造，而是摧毁。一个国家大部分的人都会去靠劳动赚取面包，但也需要我这种毫无怜悯之心，精力旺盛的人去做这些脏活。

是的，现在是深夜，早在白天的时候，电台里传来对岸的新闻：温斯顿·丘吉尔成了新的英国首相。啊，该死的老流氓。如果我是海军，可能会从军校时期就对英国怀有一丝敬畏。可是现在，该死的，空战从简单的破坏游戏变成了一场殊死决斗，对手是皇家空军。我心里不住的“咯噔”了一下，若是所有标着“MK2”的玩意儿都像伍尔沃斯玩具枪那样好对付，我现在就不会愁的难以入睡——在执行了一天任务，两次返航的情况下。

海茵莉凯在出院之后就在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工作，之后又被派遣到比利时，成了随军护士。她不可能闲在家里，也不可能因为笨手笨脚被遣返，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吃了少数抵抗军的枪子儿就早早的死去，当然，得在对方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前提下，国际法和军规往往阻止不了少数穿着军装的败类犯罪。

暗恋她的瑞士同学曾经去过她工作的医院试图劝说她逃避，被她拒绝了。这位先生还写信给我，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巴塞尔（我记得他家在柏林经营药房），有一位亲戚开的私人诊所，他可以介绍她去那里工作……作为兄弟我很羞愧，没有说服她的自信。

我起身从盒子里撮了一点烟草放在口中嚼了嚼，打开窗吐了出去。月光落在地面，五月的风已经有了暖意。而我在黎明之后又要顺着元首的命令，朝着新的国度进军。

说实话，我从未想过自己会死在战场上，虽然遗书已写，但这听起来太陌生了。有一种名叫“天命”的东西，掌控着我，鼓励我成为别人的剑，不管他是要用剑砍断荆棘，还是杀死仇敌。命运在用一种神秘的方式指引着一切的走向，我觉得自己也许被赋予了“不死”的权利，每一次的低空飞行都是一种挑衅，战斗机的机枪发出“哒哒哒”的扫射，我听见自己喉咙里发出了撒旦一样的笑声。

而我有预感，这世上有比死亡更加痛苦的事。具体是什么，我想我会有一个答案。